那天下午，心情原本就有些低落，开车途中听到电台播报拉惹勒南辞世的新闻，心头轻轻触动，整个人就更加失落了。

　　虽说这样的一刻早在多年前就已做好心理准备，此时仍不免有些伤情。

　　在我曾经拥有的那段青春跃动的岁月里，在形同冲锋陷阵的外交新闻采访线上，拉惹勒南可说是我随从采访最多的一位政府部长。年轻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记者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紧张刺激的一环，竟是和风波谲诡的亚细安区域政治以及越南对柬埔寨进行的侵略战争紧紧相扣的。而这之中，处处都有当时的外交部长拉惹勒南的音容和身影。

　　拉惹勒南并不知道，当年是他那些义愤填膺而又思路清晰的演说和立论，激励着我自动请缨，要报社让我跑到战争前线的柬泰边境，去采访柬埔寨人民水深火热中的抗越战争；是他那温和儒雅、睿智博学却又谦逊亲和的风度，感染着我们这些新闻界的后辈，全情投入自己的理想和专职中。

　　那时跑外交专线，得连带负责报道外交部长在国内选区的活动，所以我经常到甘榜格南采访新闻。每次在人群中见到我，他都会叫我名字、主动打招呼，总不忘问候近况。

　　有一次，在外交部和他做了一个独家专访，文章刊登不久后，接到他寄来一封信，对我称赞和鼓励有加。通常政治人物很少做这样的事，是否因为他也曾从事新闻工作，我不知道，却一直心存感激。

　　1983年中国作家萧乾和夫人文洁若受邀来新参加第一届华文文艺营，年轻时当过记者的萧乾，因个人兴趣，想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作采访，而要求主办当局安排一名记者陪同。我很荣幸接到这份差事，也就因此和拉惹勒南有多次公务以外的接触。

　　萧乾与拉惹在二战前就在伦敦认识，同住宿共患难，曾经一起藏身桌底，躲避纳粹德国炸弹的袭击。这对睽违40载、断了音讯而终于重逢的老友，在热情相拥、忆旧叙别之际，我坐在一旁，也因分享了他们的兴奋和喜悦而激动不已。

　　那年认识萧乾后，与他夫妇俩建立了深挚的忘年情谊。拉惹夫人皮罗什卡已在1989逝世，萧老也已过世7年，如今拉惹在天上与他们相会，应该很安慰。

　　下午的太阳开始偏西，我走进国会大厦庄严肃穆的大厅，深深三鞠躬后，向静静躺在灵柩里的拉惹先生投下最后一眼，眼眶里不禁一阵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