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交流渐多，东方和西方，南南北北，都有了观察的机会。比如说阅读：许多场合都能看到很多读书的人。机场、车站、地铁和飞机上，手不释卷的人太多了。可是在国内就不是这样，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候车室里只有一两个人在读书，读的可能还是通俗读物。我们这儿更多的人在看电视，被一些低俗的娱乐逗得咧嘴大笑，越是趣味低下越是招人喜爱。有时来到大中学校，阅读情况也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令人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远离经典。

　　曾经遇到一个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小说的，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他认为读原著根本不需要，有那么多研究这本书的人，电视上也讲它，“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多么可怕，一个学人荒唐到如此地步，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一个中文系大四学生坚持说英国诗人叶芝是个女的，诸如此类。

　　不知哪里出了毛病，而且病入膏肓。在一个群体素质如此之低的环境里生活，必然要被野蛮所包围，无论有多少物质财富，活得都不会有幸福感，不会有尊严。

　　这样可怕的环境并非是十年八年间突然形成的，它由来已久，是渐变而成的。本来我们是一个知书达礼的民族，所谓的诗书之国，拥有诗经和诸子散文，有李杜诗篇万古传。而今到了什么地步，大家有目共睹。能把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改造成今天的状态，也非有毁坏的天才不懈地接续施工才行。野蛮的行为和习惯一旦成了普遍现象、变为一种约定俗成，那么灾难也就不远了。这样的个体和群体无论到了哪里都会被人厌恶。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欢迎这样的人。这是真的，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们可以说这是发达地区对东方贫民的一种蔑视和歧视，会激起一个民族的倔强和血性——我们会仇视他们，在心里形成某种强大的反抗力；然而最悲惨的是，当这种贫民腰缠万贯的时候，只会变得更加令人厌恶。钱不会让粗鄙变得高贵。

　　我们身边的优秀者非常之多，那么好的大学生，青春可爱的面孔，也有那么好的知识分子，淳朴的劳动者……可是当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有时就会改变。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一群除了关心钱和权势不再关心其他的人。这群人没有信仰，不相信绝对真理，比较不愿意读书，很喜欢看电视和上网——陌生的人会这样概括我们的特征。这是我们的伤痛。

　　随便到某个国家，我们也会发现全家中心摆放一个大电视机的，往往就是中国人。这是他全家生活的中心，电视领导着全部。而当地人对电视远没有这样的尊重和依赖，难得给它那么显著的位置。他们对这种现代传播工具抱着一种稍稍疏离的态度，因为它太吵，它用特别的娱乐方式将人引入浮躁不安，不如书籍更让人安静，带来思索和想象的幸福。

　　有一次到一个汉学家去，吃过晚饭后两口子就在屋里忙活，像是找什么东西——最后才明白他们在找电视机。原来他们不记得它放在哪里了。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黑白电视。为什么要找？因为当天晚上要播放女主人在电视台做的一个朗诵节目，他们想看一下。节目开始了，太太穿一身黑色的套裙，边走边朗诵一本诗集。两口子看看客人，相视而笑。

　　十四年前到美国去，前不久又去，到了同一座小城。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就是这儿一点都没变，房子还是那样，街道还是那样。这里的景致没有变，人的面孔也没有变，空气还是那么好，天空还是那么蓝。这个小城叫康科德，里面住过两个有意思的作家，一个叫爱默生，一个叫梭罗。

　　这么漂亮的一座小城，就像童话里的场景差不多。今天我们一些城市、一些区域实在也算漂亮，湖水幽美开阔，有好多凉亭，草地树木茂盛，像梦想之地。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有些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地方太多了，简直遍地都是，或者比这里的景致还要好。就是说，那里的草更绿，树更茂，水更清。我们可以在城市的某一处用力经营一片风景，可是全城的问题无法解决——天空很低，再加上烟雾，到处污染成这样，局部的美景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常常惊叹自己置身之地的日新月异，惊叹我们的改造力和建设力。可是因此也会暴土飞扬。我们几乎安静不下来，人民没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我们谈的最多的就是“社会转型”，好像这有多么了不起，只是没有问一句，我们这一二百年里什么时候不在转型？不停地折腾，除了战乱就是其他运动和变革，人民无法安居乐业。从局部看，一条街区拆了建建了拆，好像从来不曾周密计划过。一条街道上，刚刚长成的树木就被拉电线的工人砍掉了，因为电业部门和绿化部门各负专责。

可是康科德，在外地人眼里，它十四年里没有一点变化。它仍然那么干净、浓绿，似乎很自豪地拥有着、持续着自己的历史。

（节选自《作家张炜：我们今天的阅读面临的危机在哪里》一文）

>>作者简介

张炜，男，当代著名作家。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代表作品： 《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 ，其中《你在高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