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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气壮发表散文诗之“独立宣言”——孙绍振访谈录 2014-02-23 14:35:09  发布者:闻瑛  来源:文学报 孙绍振 箫 风

 

孙绍振先生是当代著名诗歌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湖州师范学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发表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为“朦胧诗”摇旗呐喊。近年来,致力于文学文本解读学研究,先后出版《名作细读》、 《文本解读》 等数十部专著。2013年10月15日,年逾古稀的孙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访谈。

 

  箫风:孙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的访谈。虽然您未能参加“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第一届年会”,但您专门写信祝贺,并发表了对散文诗的看法,非常感谢您!

  孙绍振:因学生为我隆重祝寿,这次湖州散文诗盛会未能抽身前往,深表歉意。除歉意以外,还有一种失去大发狂论机遇的遗憾(大笑)。

  箫风:您是上世纪80年代3位“崛起论”者之一(《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多年来您一直关注着新诗包括散文诗的发展和理论建设。我拜读过您的《文学创作论》,其中一节专门讲散文诗,对散文诗的发展趋向、艺术特性作了系统分析。请问您对散文诗的艺术特性怎么看?

  孙绍振:我的认识也是有变化的,那一节代表了我早期的观点。这本书最初的版本是1986年出的,你看到的是2007年新版的。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下,散文诗那一节没有改,当时还没来得及想好。在《文学创作论》里,我是把散文诗附属于诗的,是放在诗里面讲的,把散文诗的艺术特性分为象征性、想象性、写实性三类。

  其实,散文诗与散文和诗歌的区别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对它的表述都相当含混。有的西方百科全书上说,它是界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好像黑色幽默立足于悲剧与喜剧之间一样。如何把诗和散文统一起来,是散文诗所面临的难题。

  箫风:在中国,散文诗是一个舶来品,五四时期是作为一种新诗体引进来的。但在发展中几度出现“散文化”的问题,即使当前对散文诗发展危害最大的还是“散文化”,因为它与抒情散文很容易混为一谈。

  孙绍振:一般认为,散文诗是19世纪80年代法国象征派诗歌反抗学院派的严酷的格律的产物,以波德莱尔、兰波的著作为代表。不过,他们只是在格律上反叛,形式上不分行,在内涵上并没有离开诗歌。后来流传到世界各国,不同民族、不同个性的作家,都把这种形式加以驯化使之带上自己民族的、个人的特点。

  从理论上讲,把散文诗仅仅当作散文的分支,显然是作茧自缚。在西方文学史里是没有散文(prose)这个文体的,它只是一种表现方法,而散文诗(prosepoem)倒是一个正统的文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散文诗是有特点的,它不是附属于散文的。1921年周作人在《美文》中把中国现代散文规定为“抒情与叙事”,之后便陷入了公安派的狭隘“小品”庭园。如果散文诗从属于散文,只能是“小品之小品”。

  箫风:您在那封信中强调:“对散文诗来说,当务之急乃是破除散文诗理论和实践中潜在的自卑感,小家子气,理直气壮地发表散文诗之‘独立宣言’。”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散文诗的独立性的?

  孙绍振:我觉得,散文诗要有前途,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旗帜。从散文中独立出来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比较认同。散文诗不要跟散文纠在一起,因为散文是形而下的,散文诗更接近于诗。西方的传统诗是接近于哲学的,形而上的,所以散文诗如果有诗的意味的话,它还不是一般的抒情诗,它必须有非常深刻的理性,这样才有散文诗的独立地位。要不然的话,你就会成为被人家瞧不起的“小媳妇”。所以,我提出要有一个“独立宣言”。独立在哪里呢?可以有散文句法的自由转换,可以借助诗的某种抒情甚至某种理性,但是要比诗更深刻,比诗更冷峻,比诗更有理性或者叫智性。只有这样,散文诗才有独立地位。那标杆是谁呢?标杆就是鲁迅,《野草》是中国散文诗的经典,它表面上看是抒情的,实际上它和《朝花夕拾》是不一样的,里面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哲学,这才是真正的散文诗。我们应该走鲁迅的道路,虽然我们赶不上鲁迅,但鲁迅的方向不能丢掉。

  散文诗要独立,就要摆脱所谓的抒情、叙事,特别是单纯的抒情。散文诗跟诗不能离婚,但至少要分居,不分居就是“小媳妇”。因为散文诗跟诗也是很容易混同的,从形式上看无非是分不分行。中国古典诗歌集中都是不分行排列的,但它是诗。关键是什么呢?关键要有独立的风骨,就是你的智性。散文诗既然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它可以向外,针对社会,针对人生,如鲁迅的《这样的战士》,是匕首、投枪;但是也要向内,如鲁迅的《过客》,写自己人生的悲观和绝望,写自己内心的矛盾。我们要从这两个方面,找出散文诗自己的道路,追求人生的、深邃的、冷峻的那种洞察,特别是对外部社会的洞察,对内心深处的洞察。现在,像鲁迅那样的自我解剖没有了,离开了深邃的思想,心灵的宇宙,境界会非常窄,只能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笼子里。

  箫风:多年来,您致力于微观分析理论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视对经典文学文本的微观解读,还出版了《名作细读》、《文本解读》等专著。在我主编的《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一书中,就收有您赏析郭风散文诗的文章。请问您为何如此关注文本解读?

  孙绍振:我是学文艺理论出身的,之所以这么重视文学文本的解读,是因为我看到了西方文论的危机。你有空的话,可以看看2012年第5期 《中国社会科学》,其中有我的一篇论文《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专门分析了西方文论的危机。西方的学术传统是形而上的,喜欢追求概念的严密,追求哲学化的普遍性,以高度抽象甚至超验的演绎,牺牲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和唯一性。我们读文学理论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能指导创作,一个是能帮助阅读,可是西方文论是不管的。我感到,这种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或无效,正威胁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

  解决文学文本解读有效性的关键在于,要认清文学文本是由表层的意象、中层的意脉和深层的规范形式构成的立体结构。文学文本解读的任务,就是借助多层次的具体分析,把文学理论中牺牲的特殊、唯一的精致密码还原出来,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有效性。所以说,要用具体分析来回归文本,来创造中国自己独立的《文本解读学》,这本书我已经完成了,而且得到国家社科基金15万元的资助。

  箫风:我赞同您的观点。您认为对散文诗的文本解读应注意什么?

  孙绍振:首先,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独立文本来加以批评,不要以赞赏的姿态去解读。要用分析的、批判的、冷峻的目光,去看它的优点和缺点。现在的问题是廉价的赞扬太多。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赞扬可以对事不对人,对作品的优点可以肯定,但也要指出它的缺点;另一个是对有一定影响的作者,要用严峻的眼光来批评,这样他才能前进。现在有些批评家本身就不懂艺术,没有自己的看法,缺乏冷峻的、历史的、艺术的分析,这是一个大问题。每一首好的散文诗都是不可重复的,你必须把这个文本内部的奥秘解读出来,并且用自己的语言把它有序地表达出来,这就需要一定的原创性。散文诗作品要有原创性,你的解读也要有原创性。

  箫风:您多次强调:当代散文应该是崇尚“审智”的文体,应该从“审美”走向“审智”。我感到,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散文诗,这对解决当前散文诗创作过分关注“美文性”、“抒情性”的问题,特别是“滥情”问题,是很有好处的。但我感到,不能过分强调“审智”,应该提倡多样性,否则也会走向另一面。难就难在怎么把“审美”与“审智”很好地结合起来。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孙绍振:中国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受泰戈尔的影响比较大。泰戈尔对散文诗的贡献,就是把淡雅的语言哲理化。不过,他的哲理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和谐的爱的哲理,其精彩处往往成为格言。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的散文诗在哲理化方面多少受到他的影响,但是鲁迅散文诗中的哲理却和泰戈尔相反,不是追求宗教式的光明的和谐,而是充满了对人生、对自我的无情的严酷的解剖,对人心黑暗的正视和孤独的战斗的坚持。鲁迅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散文诗风格。当然,任何一个文体都有一个从草创到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从发展的道路来讲,可以宽广、多元,风格可以多样,但是要有一个目标,就是它必须取得独立的生命。

  中国当代散文从90年代以来,曾摆脱两度文体危机,周作人、杨朔式的抒情小品已经被突破,散文的思想境界大开,恢复了先秦以来大品的恢宏传统,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度。在理论上也确立了从“审美”交融“审智”的范畴。诗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从朦胧派、后新潮、后现代等等的流派更迭,其精神无不在超越抒情,放逐抒情,向审智升华。而散文诗的抒情惯性,却依然故我,导致当代散文诗不论外部视野的广度,还是从心灵探索的深度,比之散文,比之诗歌,都显得相形见绌。鲁迅《野草》中那样无情的自我解剖,生命与死亡,战斗和毁灭,人心黑暗的和孤独的战斗,激情和绝望的冲突,90多年前已经开拓出的沃土,都在安分守己的散文诗作家笔下荒芜了。思想的单薄,哲理的匮乏,导致了散文诗的贫血。

  箫风:您在来信中还提出:要“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建构中国独特的散文诗学术范畴,在此基础上进行宏观的历史和微观的个案研究”。我感到,这是当前散文诗理论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请问您对“建构中国独特的散文诗学术范畴”有什么具体想法和建议?

  孙绍振:其实这个挺难的,一个人要建立几个范畴,花上一辈子工夫也不一定能做到。现在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加强对中国现代散文诗史的研究。宏观的历史研究和微观的个案研究都很重要。当然,不能就散文诗研究散文诗,还要研究它与散文、诗歌、小说、戏曲之间的联系和矛盾,这样才能找准散文诗的定位。我还没有来得及细想,这个学术范畴需要大家一起来建构。你们研究中心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箫风:我感到,当前散文诗研究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理论滞后创作实践,一个是研究脱离当下文本。您对此怎么看?

  孙绍振:绝对是这样的。理论滞后很严重,因为散文诗不像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有那么丰富的理论资源。更严重的是,理论研究脱离文本。正如美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苏珊·朗格说的:“绝大多数理论家面对文本,出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束手无策。”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我觉得,文学理论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创作实践,一个是解读实践,这是我理论的来源。但是西方理论不是这样,它来自哲学美学大前提的演绎,这是他们的强势,但是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他们是弱势。我们不必一味地洗耳恭听,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怎么发出呢?我们不从概念发出,要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他们用的是演绎法,我们就用归纳法,从实际经验来归纳理论。这几年我写了400多篇文本解读,然后形成了我的观点,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箫风:新世纪以来,散文诗创作和研究出现一些喜人景象,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请问您对散文诗发展的现状怎么看?您认为当下散文诗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您对散文诗发展的前景有什么期待?

  孙绍振:可以说是空前繁荣。从数量上讲跟诗歌一样,从来没有过这么多诗人、这么多诗刊、这么多诗集。(箫风:现在有3本专门发表散文诗的刊物:《散文诗》、《散文诗世界》、《星星·散文诗》,并且多数诗歌杂志也发散文诗。)质量上也比上世纪80年代好多了,那时候都是风花雪月啊,但是跟世界散文诗和中国散文诗的传统特别是鲁迅的传统相比,还差距太远。

  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散文诗的相似性太大,差异性太少,重复别人,重复自己,这个情况太严重了。诗歌的相异性很大,流派也很多,但散文诗的流派还没有真正形成,我感觉是流派自觉性不够,还是凭着一种自发性在写,没有一种非常理性的历史眼光。拥有散文诗文体危机感的有识之士,无疑应该理直气壮地发表散文诗的独立宣言。它不是散文的仆从,也不是诗的跟班,它是自己的主人。当代散文诗作家和理论家对此根本问题的漠视,造成散文诗文体意识的阙如。散文诗创作一直动摇于散文与诗之间,既落伍于散文半个多世纪来的历史性蜕变,也落伍于诗歌的纷纭的流派更新。

  艺术的生命在于更新,拒绝更新意味着艺术的死亡。散文诗应该竖起自己冷峻的、哲理的麾头,举起审智的、甚至审丑的大旗,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内心的撒旦和神性搏斗。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封闭,摆脱边缘,有望向文坛奉献出横空出世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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