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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狄更斯那样看世界 2014-02-25 14:44:38  发布者:南枫  来源:《文学校园》

狄更斯_小说家-文学

大师名片

狄更斯(1812年2-1870年6月),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主要作品为:《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

 

像狄更斯那样看世界

非朱/辑

1822年冬日,伦敦泰晤士河畔旁的一家商店橱窗内,一个10岁男孩在娴熟地向路人展示包装鞋油的技巧。这个男孩后来又当过清洗玻璃瓶、粘贴标签的工人。童年的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饱受屈辱与磨难,只为赎出负债入狱的父亲。

他从不把苦难挂在口上,也不把它传递给别人。他犹如一片霜叶,尽管随风雪四下飘零,却永远期盼着阳光的照耀。

他就是英国文坛继莎士比亚之后最著名的文学家狄更斯。

两百年过去了,他的作品仍在传世。

    苦难童年为创作积累素材

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是海军职员约翰·狄更斯和伊丽莎白·巴洛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狄更斯5岁时全家就迁居占松,10岁时又搬到康登镇(今属伦敦)。

狄更斯早年家境小康,小时候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父母经常大宴宾客,金钱上没有节制。10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就因债务问题而入狱,一家人随父亲迁至牢房居住,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场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或许是由于这段经历,备尝艰辛、屈辱,看尽人情冷暖,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就是描写了自己这一段遭遇。

不过后来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令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也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一家律师行工作,后来又转入报馆,成为一名报导国会辩论的记者。狄更斯并没有接受很多的正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

.狄更斯后来成为一名《晨报》的国会记者,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也时常环游英伦采访各种选举活动。他开始在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最终收集成《博兹札记》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

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1836年出版的《匹克威克外传》,全书透过匹克威克与三位朋友外出旅行途中的一连串遭遇,描写了当时英国城乡的社会问题,一开始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焦点,第一年只销售500册,到了1837年春天,《匹克威克外传》成为英国社会争相讨论的话题,社会上出现了“匹克威克热”,英国城市的街头出现各种各样与匹克威克有关的商品,最后此书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名作。

    创作与时代同步

狄更斯生活和创作的时间,正是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前期。狄更斯毕生的活动和创作,始终与时代潮流同步。他主要以写实笔法揭露社会上层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卑琐、凶残,满怀激愤和深切的同情展示下层社会,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悲惨处境,并以严肃、审慎的态度描写开始觉醒的劳苦大众的抗争。与此同时,他还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豪情讴歌人性中的真、善、美,憧憬更合理的社会和更美好的人生。

狄更斯早期的小说,气势宏伟,通俗流畅,幽默泼辣而又充满感伤情调,其中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于局部的制度和领域。如《奥列佛·特维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马丁·朱述尔维特》、《圣诞欢歌》等。

从《董贝父子》以后,狄更斯的创作更为成熟。这部小说通过当贝先生与儿子保罗、女儿弗洛伦斯的关系,探讨了财势对人类美好天性的侵蚀,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忧患感。狄更斯的重要代表作《大卫·科波菲尔》进一步深入探索人生的奋斗历程,具有自传性,是反映19世纪中叶英国中下层社会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大卫是当时社会中为善良而奋斗、坚持正义的中产阶级青年的楷模。

《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是3部政治意识很强的重头作品。《荒凉山庄》以错综复杂的情节揭露英国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黑暗;《艰难时世》直接描写罢工斗争,是对英国宪章运动的策应;《小杜丽》详尽描绘了负债人的监狱生活,同时也更为深入地揭露了英国官僚制度和机构的冗繁、腐朽。

狄更斯的后期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创作主题的不断深化、技艺方面的成熟和多方面的探索。《远大前程》可以视为《大卫·科波菲尔》的负面,但探讨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现实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乐观态度明显减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儿,但经不起环境的诱惑丧失了原有的淳朴天性,经历严酷的磨难后才翻然悔悟,重新生活,整个小说在结构上也更精练。《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又一部广泛深入社会的批判小说,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探索和生活哲理也更见深刻,作品运用的象征主义和侦探小说手法更增添其艺术魅力。狄更斯最后一部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虽仅完成23章,从中也可见其精雅文笔、严谨构思以及诱人的悬念和神秘色彩。

狄更斯的小说作品中,早期的《巴纳贝·拉吉》和后期的《双城记》是历史小说。《巴纳贝·拉吉》以18世纪末英国清教徒反对天主教统治的高登暴动为背景;《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两部小说同样具有明显的讽喻性和警戒性,旨在说明不合理的制度和统治必定导致人民奋起反抗,而奋起的群众(狄更斯称之为“暴民”)犹如洪水猛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形成巨大的非理性破坏力量。

两部小说无疑都代表了狄更斯的改良主义立场和悲观主义历史观,而《双城记》中以牺牲自己生命换取自己所爱女子的幸福的西德尼卡尔登,是狄更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也是他的小说中反复颂扬的高尚情操的终曲。从这两部小说栩栩如生的描述、扣人心弦的情节,可以发现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明显影响。尤其是《双城记》,笔墨精雅深奥、结构简练完美、悬念重重设置以及对人生哲理和人物潜意识活动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历来被认为是狄更斯的最佳小说之一。

 

    作品选读

时 代

狄更斯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英格兰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庸的王后;法兰西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姣好的王后。对两国支配着国家全部财富的老爷来说,国家大局足以万岁千秋乃是比水晶还清楚的事。 

  那是耶稣纪元一干七百七十五年。灵魂启示在那个受到欢迎的时期跟现在一样在英格兰风行一时。骚斯柯特太太刚满了她幸福的二十五岁,王室卫队一个先知的士兵已宣布这位太太早已作好安排,要使伦敦城和西敏寺陆沉,从而为她崇高形象的出现开辟道路。即使雄鸡巷的幽灵在咄咄逼人地发出它的预言之后销声匿迹整整十二年,去年的精灵们咄咄逼人发出的预言仍跟她差不多,只是少了几分超自然的独创性而已。前不久英国国王和英国百姓才得到一些人世间的消息。那是从远在美洲的英国臣民的国会传来的。说来奇怪,这些信息对于人类的影响竟然比雄鸡巷魔鬼的子孙们的预言还要巨大。 

  法兰西的灵异事物大体不如她那以盾和三叉戟为标志的姐妹那么受宠。法兰西正在一个劲儿地往坡下滑,印制着钞票,使用着钞票。除此之外她也在教士们的指引下建立些仁慈的功勋,寻求点乐趣。比如判决一个青年斩去双手,用钳子拔掉舌头,然后活活烧死,因为他在一群和尚的肮脏仪仗队从五六十码之外他看得见的地方经过时,竟然没有跪倒在雨地里向它致敬。而在那人被处死时,生长在法兰西和挪威森林里的某些树木很可能已被“命运”这个樵夫看中,要砍倒它们,锯成木板,做成一种在历史上以恐怖著名的可以移动的架子,其中包含了一个口袋和一把铡刀。而在同一天,巴黎近郊板结的土地上某些农户的简陋的小披屋里也很可能有一些大车在那儿躲避风雨。那些车很粗糙,溅满了郊野的泥浆,猪群在它旁边嗅着,家禽在它上面栖息。这东西也极有可能已被“死亡”这个农民看中,要在革命时给它派上死囚囚车的用场。可是那“樵夫”和“农民”尽管忙个不停,却总是默不作声,蹑手蹑脚,不让人听见。因此若是有人猜想到他们已在行动,反倒会被看作是无神论和大逆不道。 

  英格兰几乎没有秩序和保障,难以为民族自夸提供佐证。武装歹徒胆大包天的破门抢劫和拦路翦径在京畿重地每天晚上出现。有公开的警告发表:各家各户,凡要离城外出,务须把家具什物存入家具店的仓库,以保安全。黑暗中的强盗却是大白天的城市商人。他若是被他以“老大”的身份抢劫的同行认了出来,遭到挑战,便潇洒地射穿对方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七个强盗抢劫邮车,被押车卫士击毙了三个,卫士自己也不免“因为弹尽援绝”被那四个强盗杀死,然后邮件便被从从容容地弄走。伦敦市的市长大人,一个神气十足的大员,在特恩安森林被一个翦径的强徒喝住,只好乖乖地站住不动。那强盗竟当着众随员的面把那个显赫人物掳了个精光。伦敦监狱的囚犯跟监狱看守大打出手;法律的最高权威对着囚犯开枪,大口径短枪枪膛里填进了一排又一排的子弹和铁砂。小偷在法庭的客厅里扯下了贵族大人脖子上的钻石十字架。一一手闯进圣·嘉尔斯教堂去检查私货,暴民们却对一一手开枪。一一手也对暴民还击。此类事件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刽子手不免手忙脚乱。这种人无用胜于有用,却总是应接不暇。他们有时把各色各样的罪犯一大排一大排地挂起来。有时星期二抓住的强盗,星期六就绞死;有时就在新门监狱把囚犯成打成打地用火刑烧死;有时又在西敏寺大厅门前焚烧小册子。今天处决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明天杀死一个只抢了农家孩子六便士的可怜的小偷。 

诸如此类的现象,还加上一千桩类似的事件,就像这样在可爱的古老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相继发生,层出不穷。在这些事件包围之中,“樵夫”和“农民”仍然悄悄地干着活,而那两位大下巴和另外两张平常的和姣好的面孔却都威风凛凛,专横地运用着他们神授的君权。一干七百七十五年就是像这样表现出了它的伟大,也把成干上万的小人物带上了他们前面的路--我们这部历史中的几位也在其中。

(节选自《双城记》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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