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一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下了。父亲走进来，轻轻地把我叫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父亲，不知有什么事情，已经这么晚了。父亲只是很平淡地说了句：外面有人找你。就又走出房间。

我读中学以后，父亲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砸姜磨蒜絮絮叨叨地教育我，他知道我不怎么爱听，和我讲话越来越少，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其实，原因很简单，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初三那一年，我正在积极地争取入团，和他更是注意划清阶级界限。父亲显然感觉得出来，更是明显地和我拉开距离，不想被我当成批判的靶子，当然，更不想影响我的进步。因此，他和我讲话时显得十分犹豫，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索性少说，或者不说。

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同学。起初，没有认出是谁，定睛一看，竟然是小奇。她笑着在和我打招呼。我们是小学同学，她是上四年级的时候，从南京转到北京我们学校的。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立刻在她向我挥手打招呼的瞬间闪现。我们学校有几个乒乓球台子，课间十分钟，是同学们抢占台子的时候，每人打两个球，谁输谁下台，让另一个同学上来打。那时候，我乒乓球打得不错，常常能占着台子打好多个回合。那一天上来的同学，劈头盖脸就抽了我一板球，让我猝不及防，我忍不住叫了声：够厉害的呀！抬头一看，是个女同学，就是小奇。

小学毕业，我们考入不同的中学。初中三年，再也没有见过面。突然间，她出现在我家门前，这让我感到奇怪，也让我惊喜。看她明显长高了许多，亭亭玉立的，是少女时最漂亮的样子。

她来我们大院找她的一个同学，没有找到，忽然想起了我也住在这个院子里，便来找我，纯属于挂角一将。但那一夜，我们聊得很愉快。坐在我家旁边的老槐树下，她谈兴甚浓，当时距离现在五十多年，谈的别的什么记不得了，唯独记得的是，她说暑假跟她妈妈一起回了一趟南京，看到了流星雨。我当时连流星雨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很好奇问她什么是流星雨。她很得意地向我描述流星雨的壮观。那一夜，月亮很好，星光璀璨，我望着夜空，想象着她描述的壮观的流星雨，有些发呆，对她刮目相看。

谈不上阔别重逢，但是，少年时期的三年，正是人的心理、生理迅速变化的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回想起来却显得很长。意外的重逢，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接上火，令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友谊，从那一夜蔓延到了整个青春期。高中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一直到我们分别到北大荒插队，整整五年的时间，从十六岁延续到二十一岁。

从那个夜晚开始，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她都会到我家找我，我们坐在我家外屋那张破旧的方桌前聊天，天马行空，海阔天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窄小的房间，被一波又一波的话语涨满。一直到黄昏时分，她才会起身告别。那时，她考上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她要在晚饭前返回学校。我送她走出家门，因为我家住在大院最里面，一路要逶迤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趴有人影子，他们好奇地望着我们两人，那眼光芒刺般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和她都会低着头，把脚步加快，可那甬道却显得像是几何题上加长的延长线。我害怕那样的时刻，又渴望那样的时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既像芒刺，也像花开。

我送她到前门22路公共汽车站，看着她坐上车远去。每个星期天的下午，由于她的到来，变得格外美好，而让我期待。那个时候，我沉浸在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感梦幻中，忽略了周围的世界，尤其忽略了身边父亲和母亲的存在。

所有这一切，父亲是看在眼睛里的，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儿子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他过来人的眼光看，他当然知道应该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一些什么。因为他知道，小奇的家就住在我们同一条街上，和我们大院相距不远，也是一个很深的大院。但是，那个大院和我们居住的清朝年间建起的老院完全不同。不同的原因，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拉花水泥墙，红漆木大门，门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浮雕五角星。这便和我所居住的那种广亮式带门簪和门墩的黑色老门老会馆，拉开了不止一个时代的距离。

其实，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路过那里。但是，当时的我对这一点却根本忽略不计。对于父亲而言，这一点，是表面，却是直通本质的。因为居住在那个大院里的人，全部都是解放北京城之后进城的解放军军官或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那个被称作乡村饭店的大院，是解放之初拆除了那里的破旧房屋后，新盖起来的，从新老年限看，和我们的老会馆相距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父亲的眼里，这样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不可逾越，从各自居住不同的大院就已经命定。我发现，每一次我送小奇到前门回到家，父亲都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却又都欲言又止。那时，以我的年龄和阅历，都无法明白父亲曾经沧海的忧虑。我和父亲也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

有一天，弟弟忽然问我：小奇的爸爸是老红军，真的吗？那时，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实。我觉得老红军是在电影《万水千山》里，在小说《七根火柴》 里，从没有想过老红军就在自己的身边。弟弟的问题让我有些意外，我问他从哪儿听说的？他说是父亲和母亲说话时听到的。当时，我不清楚父亲对母亲讲这个事时的心理。后来，在我长大以后，我清楚了，我和小奇越走越近的时候，父亲的忧虑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生产队的头头在整我的时候，当着全队人叫道：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肖复兴是咱们大兴岛第一个打着白旗迎接蒋介石的人，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国民党！

两个父亲，两个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后来，我问过小奇这个问题。她说是，但是，她并没有觉得父亲老红军的身份对自己是多么大的荣耀。她只是说当时父亲在江西老家，十几岁，没有饭吃，饿得不行了，路过的红军给了他一块红苕吃，他就跟着人家参加了红军。她那样轻描淡写。在当时所谓高干子女中，她极其平易，对我一直十分友好，充满温暖的友情，即使在以后文化大革命格外讲究出身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有有些干部子女的趾高气扬、居高临下。那时候，我喜欢文学，她喜欢物理，我梦想当一名作家，她梦想当一名科学家。她对我的欣赏，给我的鼓励，表露于我的友谊和感情，伴随我度过青春期。

说心里话，我对她一直充满似是而非的感情，那真的是人生中最纯真而美好的感情。每个星期天她的到来，成为我最欢乐的日子；每个星期见不到她的日子，我会给她写信，她也会给我写信。盼着她的来信，盼着她的到来，让一个星期的日子里充满期待。整整高中三年，我们的通信有厚厚的一摞。我把它们夹在日记本里，涨得日记本快要撑破了肚子。父亲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其中的一封信。

寒暑假的时候，小奇来我家找我的次数会多些。有时候，我们会聊到很晚，送她走出我们大院的大门了，我们站在大门口外的街头，还接着聊，恋恋不舍，谁也不肯说再见。那时候，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总有说不完的话，长长的流水一般汩汩不断，扯出一个线头，就能引出无数条大路小道，逶迤迷离，曲径通幽，能够到达很远很远未知却充满魅力的地方。

路灯昏暗，夜风习习，街上已经没有一个行人，安静得像是睡着了一样。只有我们两人还在聊。一直到不得不分手，望着她向她家住的乡村饭店的大院里走去，背影消失在夜雾中。我回身迈上台阶要回我们大院的时候，才蓦然心惊，忽然想到，大门这时候要关上了。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负责关上大门。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门道很长，院子很深，想叫开大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很有可能，我得在大门外站一宿了。

当我走到大门前，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试一试，兴许没有关上。没有想到，刚刚轻轻一推，大门就开了。我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我走进大门，更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就站在大门后面的阴影里。我的心里漾起一阵感动。但是，我没有说话，父亲也没有说话，就转身往院里走。我跟在父亲背后，走在长长的甬道上，只听见我和父亲咚咚的脚步声。月光把父亲瘦削的身影拉得很长。

很多个夜晚，我和小奇在街头聊到很晚，回来时，生怕大院的大门被关闭的时候，总能够轻轻地就把大门推开，看见父亲站在门后的阴影里。

那一幕情景，定格在我的青春时代，成为了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在我也当上了父亲之后，我曾经想，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做到这样的。其实，对于我和小奇的交往，父亲从内心是担忧的，甚至是不赞成的。因为在那讲究阶级讲究出身的年代，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他们的水火不容，注定他们的后代命运的结局。年轻的我吃凉不管酸，父亲却已是老眼看尽南北人。

只是，他不说什么，任我任性地往前走。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他怕说不好，引起我的误解，伤害我的自尊心，更引起我对他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两代不同生活经历与成长背景的人，又是在那样特殊的政治年代里，代沟是无法填平弥合的。在那些个深夜为我等门守候在院门后面的父亲，当时，我不会明白他这样复杂曲折的心理。只有我现在到了比父亲当时年龄还要大的时候，才会在蓦然回首中，看清一些父亲对孩子疼爱有加又小心翼翼的心理波动的涟漪。

四十二年前秋天的一个清晨，父亲在前门楼子前的小花园里练太极拳，一个跟头倒地，再也没起来，他因脑溢血去世。我从北大荒赶回家来奔丧。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其实，父亲没有什么遗物。只是在他的床铺褥子底下，压着几张报纸和一本儿童画报。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这几张报纸上有我发表在当地的散文，那本画报上有我写的一首儿童诗，配了十几幅图。这或许是他生命最后日子里唯一的安慰。我家有个黄色的小牛皮箱子。家里的粮票等重要的东西，父亲的退休工资，都放在箱子里。父亲在时，我曾经开玩笑对他说，这是咱家的百宝箱呢！打开箱子，在箱子的最底部，有厚厚的一摞子信。我翻开一看，竟然是我去北大荒之前没有带走的小奇写给我的信，是整整高中三年写给我所有的信。
    望着这一切，我无言以对，眼前泪水如雾，一片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