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王统照(1897-1957，有笔名王剑三、剑三等)早在1913年就开始尝试文学写作，1916年便有文字得到社会反响，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游行队伍里有他的身影，1921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后又有长篇小说《山雨》与茅盾20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子夜》同享其名，史家有“1933年是子夜山雨年”之说。他的创作涉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译著诸多种类文学样式，计数百余万字。王统照无疑应该是名列有影响的现代作家行列的作家。然而，无论是作家生前还是身后，始终没有能够成为社会和文学研究者的热点。这一现象的本身足以值得我们拷问文学史，再重新寻访作家人生之路和文学之旅中的文化资源和经验世界。
王统照作为“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新文学的第一代老作家，在思想文化的启蒙意识上，他与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举案齐眉。早在《新青年》创刊伊始，中学生王统照读到杂志就寄书信于编辑，称：“贵志出版以来，宏旨精论，夙所钦佩。凡我青年，宜人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而稍求其所谓世界之新学问，新知识者，且可得籍知先知觉之责任于万一也。”很快便得主编陈独秀安排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通信”栏上发表，并加编者按赞许：“来书疾时愤俗，热忱可感。中学校有如此青年，颇足动人中国未必沦亡之感。”1917年，王统照因不满当时中学校的专制措置，带头罢课、起草宣言要求自由和民主。在被学校除名之前，先行离校赴京。“五四”之日，王统照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亲历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之壮举。这在他同辈的作家中并不多见。1919年王统照主编的《中国大学学报》，从第一期开始就发表《女子参政问题》《女子解放问题之根本观》等长文，与1918年鲁迅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节烈观》和“随感录”等杂文，其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的呼声形成了积极的回应，使得社会主张妇女儿童和青年的解放的新文化思想得到迅速推进。同时期，王统照还创办综合性文化杂志《曙光》，又继续写作《两性的教育观》《美与两性》《美性的表现》等文章，探寻妇女解放的途径，以及响应蔡元培此刻呼唤“文学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发表《美之解剖》《美育的目的》等文，进一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同时期，王统照勤于外国文学文化的传播，他的翻译除了介绍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外，还有社会政治、宗教、美育、哲学等文化方面译文，译作涉及英、法、美、苏俄等多个国别，有介绍泰戈尔、叶芝(今译“夏芝”)、拜伦、法郎士、叔本华等著名外国作家专论长文；特别是很早翻译了列宁的论文《旧治更新》(今译为《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收入《列宁全集》第四卷)，并且发表多篇译文对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农业社会化、劳农大学、新型阶级的艺术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新思想新事物予以介绍，从而自觉地应和了时代潮流，扩大了苏维埃的十月革命在“五四”中国的巨大影响和迅速传播。“五四”以后，王统照不仅积极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而且为了表达黑暗中有“黎明的微光”，“将来总有无限希望”之意，创办文化文学团体晨光社，宣称“我们想藉此一点团结的力量，在这死气沉沉的社会里助一份力，我们使不能以独出一份自己羞看的杂志为满意了。”1922年11月，他在《晨光》一卷三号上的“书报评论”栏内，率先撰文介绍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这部现代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集。
1925年前后，北京教育界的“女师大事件”，以及后来的“三·一八”惨案，中国社会一度思想言论处于低沉，此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站在新文化的前列，反对专制教育、复古思想，积极倡导“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组织语丝社，创办《语丝》周刊。这时期，王统照也与同道者办了一个刊物，取名《自由周刊》，立场鲜明，在“缘起”中表明态度，“为了言论界的阴霾沉结，为了中国人只思想缺乏与混乱，为了我们要伸述，要贡献我们对于政治经济的意见，及各种学术的介绍与批评——我们都要燃起‘自由’的火炬，那可爱的明辉的‘光’在向我们微笑了。”显然这是集体无意识地与鲁迅等文化战士保持着同声相求，步调一致。王统照自中学以来就这样步履坚定而稳重地行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前列。
如果说年轻的王统照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多少有着时代的裹挟，那么，参与新文学建设他更多有个人情感情趣的文学自觉。王统照对新文学的热情还不只是积极参与组织发起了文学研究会一举成为新文学的排头兵。在新文学的草创期，王统照奉献于文坛既遵循“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又实实在在地在新文学多个领域进行创作的实践和艺术探索，其许多努力具有开风气之先。
“五四”前后新旧文学的转型时期，王统照就以文言与白话小说，旧体诗与新诗并行发表，在写作实践中尤其注重摸索文学变革的内在经验。他与鲁迅、胡适、叶圣陶、朱自清、陈衡哲等几位不多的早期创作者一起辛勤耕耘，拓荒新文学的处女地。1920年之前，王统照就有文言小说《新生活》《秋夜赋》《车中人语》等，与白话小说《纪念》《战之罪》《苦同学共产记》《真爱》《夜寒人语》《秋声》《她为什么死》等作品，发表于《妇女杂志》《曙光》《新社会》《小说月报》等当时有影响的各类杂志上。茅盾当年接手《小说月报》革新号时，急需新文学的作者，他后来回忆道正是通过王统照早有作品投稿发表该刊，所以“社中有此人的通讯址”，他们就这样先由约稿信再相识相交。再读王统照这些早期文言白话小说的内容，还可见多少受鲁迅文言小说创作的影响。1913年还是中学生的王统照就在《小说月报》上读过鲁迅文言小说《怀旧》，他说被“很少有这种引人入胜的文笔”所吸引，将小说“读过好几遍”。1917年，王统照第一篇白话小说《纪念》中的黄秋鸿、慧瑛等人物的刻画，家庭生活和兴趣的描写，议论抒情杂糅，文白夹杂的语言，与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不无相似相近的文思和风格。王统照是第一代在现代中国小说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五四”前就有大量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而又在“五四”后致力于新文学最勤勉、最活跃的作家。王统照尚在十六七岁的年纪时，便尝试写律诗、绝句、乐府歌等旧体诗词达170余首之多，后自编成《剑啸庐诗草》集，其中不乏传统古典诗词抒情表意的底蕴。1925年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的他的第一个新诗集《童心》150余首新诗，很早就得到茅盾首肯：“诗人气质的王统照始终有他的热情”。这些诗1919年至1924年在诗坛陆续发表，诗情率真而有顿悟，与冰心、朱自清、宗白华等诗人一起给初创的新诗坛带来了生气和活力。显然，如果要想询问新旧文学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发生量与质的转变，那么王统照无论如何是一个绕不开的前辈作家。
在新文学初期，王统照对新文学体式的创作实践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为现代中国长篇小说、散文、话剧、文学批评等文学样式的建设筚路蓝缕，特别强调这些文学样式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讨并驾齐驱，脚踏实地地推进新文学稳步向前。1922-1923年，王统照连续推出《一叶》《黄昏》两部长篇小说，是文学研究会作家，也是现代小说作家中最早实践这一体式的文本。创造社作家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1年9月才写作完，王统照1922年10月作品已经问世。重要在于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学第一个10年白话中、短篇小说有鲁迅、郁达夫等作家提供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而白话长篇小说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相当冷清的。直到1928年被茅盾誉为“扛鼎的力作”的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问世，显示了现代长篇小说的长足进步。可是，这部长篇小说以倪焕之的人生成长经历为经的结构，实际在王统照《一叶》长篇中已有涉足。不仅小说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相同，将主人公李天根的个人经历和家世的演变，置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济南、青岛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中反映，而且《一叶》中强烈自叙式的主观色彩，使得现实描摹中更多了浪漫主义韵味，也带来小说开放性的叙事和诗化的特征。
在新文学第一个10年中，鲁迅在短篇创作中创造了每一篇小说都“格式的特别”的不同，在长篇小说格式的追求上，王统照应该说是最早一位有意识探索革新的现代作家。1923-1924年，王统照连续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两篇论文《纯散文》和《散文的分类》，使得我们看到他又一次对新文学疆域的开拓。中国传统文学中散文属于一种广义的散行文字概念。“五四”新文学兴起，正是继1921年周作人发表《美文》和王统照文章后，散文才视为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特殊文学形式，即称之为“美文”或“纯散文”，其特质是“使人阅之自生美感”，又取西方人有历史、描写、演说、教训、时代五种散文分类，强调“纯散文绝对不能与韵文的诗歌，及纯粹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混为一谈”。这一明确的界定，在新旧文学的过渡期打破了只有凝练隽永的古典散文才能称为美文之说，白话也可以写出文学性的纯散文。王统照不仅有这些理论文字的细致论证和积极倡导，更有纯散文创作的大量作品的推出。1925年之前，他发表《绿荫下的杂记》《阴雨的夏日之晨》《血梯》《如此的》《偶像》等纯散文十余篇，后编为《片云集》结集出版，这些散文不是单一的借景抒情，或空泛议论的散行文字，而是文学性突出的现代纯散文。在抒情与叙事中表达情愫、营造情境，融苦闷感伤、记事状物、智性理趣为一炉。为现代美文探索了一篇篇可以学习借鉴的文本案例。在新文学作家中身体力行写作美文，王统照无疑是最早最有特点的一位先驱者。再看，1925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王统照发表了七幕话剧《死后之胜利》。依然令人惊叹的是，完全“舶来品”的现代话剧样式，五四初期当《终身大事》(1919年，胡适)、《咖啡店之一夜》(1920年，田汉)《一只马蜂》(1923年，丁西林)等大部分剧作尚在以独幕剧形式讲述反封建的故事时，王统照在剧作中将那个时代爱情、婚姻、个性解放的社会问题，运用更为现代艺术化的话剧形式展现出来。他比同期话剧作家要有更多自觉话剧艺术的探索和新追求。全剧七幕多场的设计使得舞台艺术更为逼近生活的情景，而且在剧中人物和剧情发展上突破了当时写实剧二三人物的单一对话，以现实、浪漫相结合的手法，并且吸取了西方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艺术方式，营造了十分强烈的现代话剧的艺术氛围。王统照这一剧本的起点之高，是他早有戏剧理论的积累和创作实践的准备。中学时代他就编过《云南起义》话剧本，自演蔡锷将军；大学时代就翻译英国作家的滑稽短剧《不平鸣》发表于1921年的《曙光》第2卷第2号上，这期间他还与曙光社、晨光社、文学研究会等新文学同仁多次通讯讨论外国剧的翻译、戏剧戏曲理论的诸多问题，1921年又在《戏剧》杂志第1卷第6号上发表论文《剧本创作的商榷》，探讨新剧发展中剧本、演剧者、外国剧翻译等诸问题均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早期对现代话剧初创的这些努力，却在现代话剧史上至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很是令人惋惜。
最后，“五四”文坛新文学批评的园地也留下了王统照辛勤劳作的足迹。在文学研究会里，王统照是新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和活跃的文学批评者，除了上述多种文学体式的大胆尝试和理论倡导外，他在自己主编的杂志和新文学其他报刊上经常开辟通信、讨论的文学批评专栏，以及有诸多文章涉猎文学理论的探究和文学批评的实践。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一切都在摸索的过程中，王统照在《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我见》和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文类的批评文字中有着锐意进取的文学本体批评的自觉；在《本刊的缘起及主张》《批评的精神》等论文中有着非常鲜明的文学批评观，积极引导着新文学发展的正确路向；在《文学批评之我见》《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等论文里，更有着新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建构和文学理论中外传统的梳理和辨析。在“五四”新文学阵营里，文学研究会始终引领着新文学的主流话语，与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理论批评家有很大关联，自然不能忘记其中也有王统照文学批评的重要贡献。在新文学的发韧期，王统照有如此较为完整的文学批评建设性的意见，现代中国文学史一般将他淹没于“五四”小说创作者的群体里，显然有失公允。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沧桑历程，王统照等一代新青年率先开启文化革命新思想新思潮的序幕。他们思想精神的源流究竟来自何处呢？在“五四”运动过去30年的时候，王统照曾经写过一篇回忆瞿秋白的文章，记述他与瞿秋白在“五四”时期密切交往的人与事。文中他是这样评价瞿秋白的，“秋白与守常(李大钊)先生自然也有来往，他虽然对于旧文学早有素养，对于新文艺有努力推进的热情，开始他更热心于整个社会的改革事业。他早已注意那时暮气昏沉，一切不平等不进步所造成的社会现象。他对于社会主义早已扎下了强烈的信心的根子。”这何尝不也是王统照在“五四”前后思想和一系列行为姿态的底色呢！“五四”一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文化素养、文艺热情、社会改革的热心，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最重要的文化源泉，构成了他们在建设新文化的征程中能够不断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精神原动力。王统照虽然没有民主革命一代仁人志士的恢弘壮举，但是他像许多文化革命的先觉者一样，最早最勇敢地冲破封建大家庭的樊篱，投身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做其力所能及的事，也堪称弥足珍贵。更为重要的是，京华风云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之起点，给我们的作家一生的生命与创作注入了永恒的活力。王统照在20世纪20年代由青年常有的空想能够迅速直面乡村疾苦的现实，30年代初，才有了长篇小说《山雨》，当时就被茅盾称誉为“坚实的农村小说，这不是想象的概念的作品，这是血淋淋的生活的记录”。20世纪40年代，他身陷上海“孤岛”，长夜待旦，坚守民族气节，心存民主自由的信念。20世纪50年代，他献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文化事业的建设不辞辛劳，鞠躬尽瘁。1957年，王统照病逝后，山东省委送的挽联“文艺老战士，党的好朋友”，最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王统照一路默默前行，真诚面对自我，热情拥抱时代。一个普普通通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永远闪烁着“五四文化”思想的光芒。他的精神遗产留给后人的不应该是寂寞。(杨洪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