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里的诗意文字——万福友散文选

【作者简介】

万福友，男，1964年生，中学高级语文教师， 深圳市福田区首批中青年骨干教师，语文学科带头人，深圳市中学生文联副秘书长。

参与国家、市、区级课题研究4个，发表教育教学论文20篇；在全国和省市级论文大赛中获一、二等奖20余次；发表散文、随笔20多万字；指导学生发表习作400多篇。

先后任珠海市金海岸中学金海岸文学社、深圳市竹林中学竹林文学社、深圳市翰林学校翰林文学社总指导教师，兼《金海岸》、《竹林》和《翰林》主编，使《金海岸》、《竹林》和《翰林》均成为全国百佳校园文学社刊，“竹林”成为首届深圳市中小学十佳文学社，全国优秀中学生文学社示范单位；编辑《竹林新叶》《竹叶青翠》《飞絮游云(竹林中学部分)》等作品集3部。

【写作自白】

如同读书须臾不可缺少那样，写作，也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元素。记得小学四五年级时就看从同学处借来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看《红岩》，看《水浒传》，后来看《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也看古今中外的名著。如果哪一天没有阅读，于我，简直无法想象；读过，方能酣然入梦。

写作，犹如一个充满魅力的梦，牵着我前行。25年前自己第一篇随笔在《南方日报》刊出后，写作就像我的呼吸、我的一日三餐的饭菜，我人生的支柱。看过一部好书，我会按耐不住；到过某个名胜，我会夜不能寐；遇到什么事情，我会跃跃欲试……

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动动笔墨，心情会陡然失落。于是，20多年来，断断续续的，居然码出了数十万字的东西；发在《中国教育报》《语文世界》《广东教育》《陕西教育》《深圳特区报》等报刊的，不意间竟有了几十篇。

工作着，阅读着，写作着，也快乐着。

与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一起。

【代表作选】

巴金的读书、买书、藏书与赠书

巴金是一位我国现当代大作家。他一生著书，一生读书，也一生买书。读书，成就了巴金。

读  书

巴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也与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对这些“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曾“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听过他们“不少动人的故事”。巴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吸收潮水一般涌来的新思想。面对新的时代，尽管难免“张皇失措”，但他“敞开胸膛尽量吸收”。

正是大量的阅读，对新思想的广泛吸收，让巴金认识到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我们的上辈犯了罪”，产生了“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的思想。也许巴金最初并未准备做一个作家，只是想到“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但他最后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立身于社会的。这个时期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情感积累，为他写出像《家》那样的成名作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而读书，又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

思  考

巴金曾说，他十几岁读《说岳全传》时就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秦桧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年轻的心不怕鬼神，想了几十年，终于得到了解答。巴金就是这样，在思考中读书，在读书中思考，对于读书中遇到的问题，穷追不舍，咬住不放，哪怕一去几十年。他曾以自己的曾祖为例，赞扬独立思考的读书方式。这位曾祖十分服膺明代诗人、画家文徵明《满江红》词中“笑区区一桧竟何能，逢其欲”的观点。巴金认为，在大家叩头高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时候，他却理解文徵明，赞其“诛心之论，痛快淋漓，使高宗读之，亦当汗下”。巴金从这个例子引申出自己的结论：“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得到了应有的结论。” 　　

“经过我这里走进痛苦的城，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但丁在《神曲》里这样写道。巴金走出“牛棚”之后，所有的痛苦都变成了财富。尽管，的确有人想用“地狱”、“痛苦”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但巴金像历史老人那样预言：“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而这部“神曲”已经由巴老的如椽大笔写了出来，它就是“说真话的书”———《随想录》。不过，准确地说，它不是“神曲”，而是“人曲”——一个大写的人、历史的人掷地作金石声的心中的呐喊。

钱,是用来买书的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夫人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

“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

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　　在一封巴金写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已寄了几包回去，还有几包，这还是买得少的，那么多的呢？可以想像，巴金买书有多“狠”。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藏书和赠书

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书房内、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在巴金宽敞的寓所内，曾经到处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因此买书、藏书，是他一生中除了创作以外，最为重要的事。

晚年后，他将整理藏书，尔后分门别类捐赠有关单位，作为“身后事”来做。巴金究竟捐赠了多少书？

有2份北京图书馆的公函很有说服力。第一份为81图发字第43号，内容是：“巴金同志：你赠给我馆的第一批外文书刊619册，谨已收到……其中许多书刊，如限定版《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等英、德文译本、斯汤达的《日记》、克鲁泡特金1879年在日内瓦创办的法文刊物《反抗者》，以及霭理斯、弗来则等著名人类学家和性科学家的著作，都是十分名贵和难得的……特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谢。北京图书馆 1981年11月25日。”另一份发自1982年11月18日，内容为收到巴金第二批赠书后的致信，其间称这批图书有英、法、德、日、俄、中等版本，计22655册。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书库， 2大排顶天立地的书架，装满巴金的赠书。书架前，蓝底白字的标牌，清楚地写着：巴金赠书（俄文版）。巴金向上海图书馆捐赠的图书，有两大方面。一是他的著作手稿，共11篇，分2 次捐赠，其中有《团圆》（电影《英雄儿女》原著）、《回家》《李大海》《第四病室》《随想录》第一集、第五集、《军长的心》等。第二是外文书籍，主要是俄文版，另有少量法、英、日、德、中等文版，分3次捐赠，计有4000余册。巴金藏书品种极为丰富。

也许，看过这篇文章，你对巴老这位跨世纪的大文豪之所以成为大文豪，肯定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印象。

                                                     （原刊于《特区教育》）

那如歌的岁月

晃晃悠悠一般，不惑之年已过。每当看着眼前莘莘学子高声朗读着唐诗宋词，默默翻阅着散文小说的时候，总有一股怀念，发自心灵深处，久久挥之不去。

当年的我，记忆中已十一、二岁，时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期，下午的太阳仍然毒辣，却早已与我毫无瓜葛。因为，我早已翻开曲波的那部当年鼎鼎有名的《林海雪原》，自己这位小小少年居然好奇地与少剑波一般，一会儿在推测“白茹的心”，一会儿又“将计就计”，一会儿却变成了“如此如此”……那一年，我开始朦胧懂得了世上还有叫做“爱情”这样一种令人牵肠挂肚的东西，知道了明明一个人心里喜欢另一个人，嘴里却硬是说出“乱弹琴”之类的完全违心的话。书中更多的是描述杨子荣的机智，刘勋仓的勇敢，孙达得的高大，栾超家的善攀，牡丹江密林深处的严寒，奶头山神奇的传说，土匪的残忍……高波的牺牲，竟使我泪水打湿了本已泛黄的书页，看到杨子荣以“宝塔镇河妖”巧妙地将威虎山座山雕手下“天王盖地虎”的黑话对出，以“精神焕发”化解了“怎么脸红了”的考问时，心情陡然由紧张、担心而转向放松、敬佩，结局是欣喜若狂。以致天慢慢黑下来，我依然不肯离开那间暗旧的小屋。

情节依旧是那样的迷人，虽然眼睛已开始变得有点干涩；油灯也依旧没有点亮。然而，当门“吱”的一声打开时，我还是被“逮”住了。那位屋主人——远房的堂兄，拷红一般地质问：你是怎样进来的？（因为，锁头在他进来前依然坚守着岗位），几时开始进入我的房间？这样有多久了？

依稀记得自己当时的难堪，以及那时的前言不搭后语。吞吞吐吐的，我向堂兄一一交待：因为知道你有这本书，自己又很想看，又因房门是两扇的，只要用力一推，两扇中间便会露出一方空隙，加之下部又是泥地，比房门前后都要低陷一些，我的体重不足40斤的身材又特别“苗条”，小心一点，便爬了进去……《林海雪原》已经差不多看完……

好在这位堂兄也爱看书，在我的恳求下，没有将我偷偷爬进他房间的“劣迹”报告给我的父母，只是后来，他悄悄将那两扇的木门改为一扇……

还记得，母亲要我烧火她炒菜，我手头常常是一部小说或一本小人书，稻草熄了，灶锅冷了，母亲气得“读书能中状元了！”的口头禅骂出来，却从来没有像抢扑克牌那样果断地一把将书抢过去，随后是丢进大大的灶膛了做了“稻草”。现在想来还是负疚，难得母亲的宽容，当年可没有考大学这一说啊。结果常常却是，要炒的青菜变成了猪食一般的黄叶。

还记得父亲老埋怨煤油用得快。终于有一天，母亲注意到我额前的头发焦卷得很有点不对劲，于是她便学做了一回保卫组的人（当时公社没有派出所，也不叫公安员），鸡啼之后叫开我的门，赫然发现了书桌上的小说，才“人赃”俱获，郑重决定把装煤油的瓶子转移他处。因为，一斤煤油要三角九分，生产队辛劳一天也只能拿到两角钱，全家人的吃饭，我们兄弟姊妹4人的上学，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七十年代末期，大学已恢复招生，中学入学也要考试，尽管那时的考试，更多的严格来讲还属于形式。我却仍然记得，一位很优秀的高中同学拿到《水浒传》后，碰到不懂读的繁体字，只能径直走来问我。那种满足感，不久前在与那位同学的交谈中，还有流露。那点本事可是我帮人干活作为条件换来的啊。

只要你想象一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时候，又刚刚经历了“破四旧”运动，乡村中能找到几本学生课本之外还可以称为“书”的东西？还记得，自己读高二了，时间进入了1978年，因为上课时偷看刚借来的《青春之歌》，被政治老师收缴，下课后跑去求情，（因为书主人催逼甚紧）老师却慢条斯理地说：“让我先看看是不是封资修的书。”言下之意，如果假设成立，没收是绝对没商量的！

不久前看著名短篇小说作家莫言的作品集《老枪·宝刀》，序言是《福克纳大叔，您好吗》——那篇他在美国一著名大学的演讲辞。莫言在文中交代，因为家贫无书，只好出卖劳动力－－替家境稍好的石匠的女儿推磨，代价是推两个钟头，换得半个小时的读书——她家的藏书《封神演义》。后来，莫言对石匠的女儿有了好感，托人向她求婚，等来的答复却是，结婚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写出《封神演义》那样的书。婚事自然是泡了汤，因为莫言的出名，是在那位心上人结婚生子多年之后，而且，靠的也不是写出了《封神演义》一类的长篇。

我没有过莫言的求婚经历，却有过类似的借书的记忆。如今，许多记忆都如同泛黄的书页，而读《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如在目前。而且，小时候读的那些书，也使我在铺开稿纸的时候不致于笔尖艰涩；教学之余，偶尔也能有一些可以勉强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散见于《中国教育报》、《广东教育》、《深圳特区报》、《特区教育》、《语文世界》等杂志报端，唬一下年龄尚小、见识待增的学生。幸好学生也还相信他们老师的胡弄，竟也能不时在属于他们年龄的杂志报纸上弄点小名堂出来，有时竟然也会收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文学爱好者要我转递表达他们敬佩和交友愿望的书信呢！

倘若碰到学生问起怎样才能写好作文的时候，我会不假思索的对他说，多读书，读名著，也读文学杂志；读《读者》，也读《散文》；再加唐诗和宋词……

因为，我实在忘不了自己曾醉心读书的那如歌的岁月。

（原发表于2003年《花季雨季》杂志）

假如错过了第一班车

早餐的时候，与少密、聂晶坐在一起，见小聂那么早到，偶然问起小聂几时出门。小聂回答是六时五十分。由于较早出门，刚好就能搭上第一班车，七时十分时候就可以到达学校，而且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出的门。然后，她又说起，假如错过了第一班车，第二班车就要过二十分钟，顺利的话赶到学校时就到七时三十分了，赶到班里上早读课就很匆忙。听到这里，三个人便自然聊得多了起来。我说，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历。不如这样，大家一起动笔，以“假如错过了第一班车”为题，写一篇文章，也是挺有意思的，可好？

我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因为，十年前，我曾往香港探亲，期间也常早起，赶车前往亲戚的铺子帮忙，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因为有点违反规定打了“黑工”，问题还挺严重的。如今是事隔多年，说出来也不必担心法律的追究了。

那是1997年的寒假。其时，我还在珠海的一间中学教书。香港也刚刚回归。放假之前，我们一家子就设法办好前往港澳探亲的通行证。农历腊月廿日，就从珠海的九洲港码头上船，自香港港澳码头登岸，进入这个素有“东方之珠”之称的都市。

香港的亲戚其实是妻姐与连襟他们一家，还有妻子的三个舅舅。期间虽说拜访了舅舅他们，但吃住都是在大姨子家里。连襟祖籍汕尾，因为上个世纪中叶家里被评为地主，倍受歧视，多次逃港，终于如愿。我们过去探亲的时候，一家4口挤住在沙田的一间不足30平方的公屋里。连襟在新界将军澳政府新开发的一片住宅的街市里租下一个档位，经营粉面半成品，兼营酱料之类；时近过年，店里也进了瓜子、糖果、腊鸭、腊肉等一些应节食品。这样，工作量便比平时大了许多。

从沙田出发前往将军澳，中间还要转一次车，全程有大约二十多公里的路程。连襟每天早晨五点四十分就得出门前往车站，才能保证六点三十赶到铺头，摆出货品，开门营业。如果错过了第一班车，就要再等二十分钟之后，第二班车才开过来。那时搭车的人已经很多，前呼后涌，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彼时路上，虽说不似大陆的常常堵车，由于车多，自然也就很难快起来，中途转车还得等。等赶到铺头，就必然到了七点左右。

在香港，如果你做生意七点钟才开门，不怕别人笑话，自己心里也不会太过好受。想想吧：整个街市里都已经灯火辉煌，只有你的店里还关门闭户，看到这个景象，心里将作何感受？更何况，开门做生意，究竟所为何来？你的许多主顾，都是等买了粉面好做早餐，然后匆匆吃完好去返工，他们紧赶慢赶，赶到你的铺子前，本来就可以顺利买到东西，这次却是吃到闭门大羹，一次两次之后，谁还会再来光顾？还有，那些厂家的伙计，早早送货来到，却不知将货物置于何处，更不知跟谁讨要货款，等他送货的店家，又不仅你一家，以后怎么应对？

那段日子，粉面铺头旁近，还有水果档、五金档、蔬菜档和瓷器档。各个档主、伙计，都是笑脸迎人，更有一位年过六旬的潘生，大冷天里，只穿一件短袖的白色文化衫，外面套一件蓝黑的短袖夹克，不是笑着招呼主顾，就是收拾碗碟茶杯，要不就肩扛竹梯，爬上爬下，人转得整个一个陀螺；每当从连襟的铺头前面经过，总是招呼连声，自己常常被他的热情、勤快和乐观打动，这位早年出生于番禺、在大陆来说早就应该退休的老人，他的微笑，他的忙碌的身影，至今让我忘记不得。

那段日子，一直到过年，我都跟着连襟，天天五点多出门，晚上七点后打烊，路上约莫走一个多钟才到家，晚上九点左右才能吃晚饭，中间在熙熙攘攘的街市里，眼睛合上十分、二十分钟，晚上休息也就六个钟头，一次不敢耽搁。就是那次香港的生活，让我体验到了香港人的勤劳和打拼。

讲起“假如错过了第一班车”，我还想起，先父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早起三朝当一工，迟起三朝乱咚咚。”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个夏日农忙的季节的早上，这句话的作用，自然是让年少有偷懒想法的我，面对父亲的那句不知何处得到的颇有哲理的话，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应对反驳，惟有乖乖地听从老人家的调遣。从此不敢再磨磨蹭蹭，整个夏季双抢季节都早早起身，收割完稻谷，又抢季节插下了稻秧。

    如今早已物是人非。父亲成了先父，只有他当年留下的那句话依然回响在耳旁，他当年曾亲自耳提面命的那位儿子，正坐在深圳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敲打着键盘，大谈“假如错过了第一班车”；而那位从未错过第一班车的香港亲戚，也在将军澳就近买下了一套远远宽于公屋的房子，每天的起床出门也不用那么匆忙了，因为，即使六点十分后出门，也误不了开门营业。

                                                 （原发表于《广东教育》）

迷人的长卷

这是四年前4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远离上课铃声的我还是习惯性地张开了双眼。床头，妻子不知什么时候买回的那本封面有一瓶鲜花油画、深蓝底色的2002年第6期的《读者》闯入了眼帘。翻开目录，在“文苑”一栏，周涛的《捉不住的鼬鼠》一文以不可遏制的力量牵动我的眼神，令我翻开第8页，认真地读起来。

万万没有想到，这篇不足2500字的文章竟花去了我整整半个钟头的时间！然而，这种出人意料的花费一点都不令我后悔，反而使我在这长达1800秒的“漫长”时间里，不断地中止阅读，不断地神思飞越，而文章的魅力又不断地把思想已抛锚的我的注意力拉回到这篇文章中来。

文章的开头就很有自身的特色：“我一出世就沉没在时间里了，时间如水我如鱼。”这个开头如同威力强大的粘合剂，把我内心的所有想法都说出来了。

“时间是谁？它是钟表里的刻度，是太阳和月亮的约会；是由黄转绿暗暗托出春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淹没着宇宙万物的滔滔洪流；是神秘的意志、神秘的脸，是一切生命的杀手和产婆。”咿，这比喻怎么这样有趣而又富含哲理？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则是蠢材”。确实，了无新意的比喻，不单在于作者的拾人牙慧般的模仿，更在于他的贫乏的生活经验、贫乏的阅读积累和贫乏的想象思维能力！

我阅读着，也思考着：“在我们的想象力的铁路修不到的年代里，一个东方农耕民族，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认识了它，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季’。‘季’是以四种容颜出现的，循环往复，互相衔接，从未有过一次失误。”难道，文章仅仅是以它独特的、形象的表述方式，告诉了读者一年中“四季”的起源这一知识，而别无其他了吗？你就不能想像到作者把想像力比作了铁路，把远古或中古时代中国人凭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四季”之名这一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以这种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又引着我们联想起，我们曾经有许多铁路修不到的地方这一事实，这一特定的年代？

读着这样的语句，我感觉到，作者简直就把时间当成一位宽厚慈祥的长者，并与他娓娓交谈。字里行间，包含了多少由于自己和人们的无知而产生的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歉疚啊。歉疚之余，还有作者对人类劣根性的进一步的揭示，譬如人类对金钱的崇拜。比喻语言虽略粗俗，然而，只要你稍一思考就会发现，他分明已对这一风气极为不屑！

“极度的灵活，超自然的伸缩性，不可思议的变幻速度。是的，鼬鼠一般，短肢、细长柔韧的身子，光滑的皮毛滴水不沾，豹头，双眼凝注而有神采。无处不可穿越，无处不可逃遁。闪电的一击，比一切的猛兽凶猛。它象征着‘短暂’的残酷力量，而这正是时间的另一属性。在这寒冷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时光匕首面前，谁也没有能力躲闪。这位快捷的剑客，它的暗杀从来没有落空过。”在我看来，这不单是文章的点题之处，更点出了时间的巨大力量、不可思议的变幻速度和它对不懂得珍惜的人们的毫不客气的态度。

面对如此厚重的文字，我展开了我的联想：孔子、秦始皇、诸葛亮、唐太宗、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曹雪芹、牛顿、爱因斯坦、萧伯纳、莎士比亚、歌德……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有哪一个伟大的男人没有使时间怀孕？历史，正因了他们而变得厚重而精彩。

这时，我记忆的仓库里陡然闪出一个名字——朱自清。朱自清先生不是曾写过一篇名唤《匆匆》的散文吗？只是，此文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你却绝对不会将这篇文章跟“雷同”二字画上等号。到这时，我才明白，赏读一篇美文，竟然能唤起读者如此丰富的联想和想像。

文章读完了，半个钟头也过去了，我却意犹未尽。那精美的语句，新奇的比喻，作者那丰富的生活阅历，睿智的思想，以及文章中频频揭示的深刻的人生哲理，却已大大超出了篇幅所能包含的容量。在这不很长的文字中，那知识，那思想，那机智，那笔法……恰如一轴长卷，不断放射出其迷人的光彩。

（2006年12月13日    深圳特区报）

闲言碎语 再成兄弟有天使

　　近日读书，我居然无意间窥见许多名人之间的交往故事，纵横交错，万缕千丝，读后很是感慨。

　　在一本舒乙和傅光明主编的《在文学馆听讲座·历史的圈套》有关现代文学名人的报告集中，我读到傅光明的《历史圈套真实的神迹》为题的演讲。这篇以“老舍之死”为内容的演讲，讲述了他在采访中，发现了许多历史的圈套。作者为了弄清究竟是谁在北京市文联打电话，引来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对老舍接二连三的毒打与侮辱，导致老舍投太平湖自杀的事实，找了许多目击者和当事人。当事人的讳莫如深，目击者和当事人与死者家属描述的大相径庭，犹如一个个历史的圈套。尽管许多细节前后矛盾，但是陈述者都声称自己是唯一的目击者。最后的结论，除老舍投水自杀处是确定的以外，其他的都让人莫衷一是。

　　当年《北京文艺》某编辑，是众口一词认定的打电话叫来红卫兵的那个人。老舍的死，他有脱不了的干系。然而，在打电话的地点问题上，就有多个版本：这位编辑的办公室，财务室，还有文联的门卫室。没有人敢为老舍之死负责。当年在场的某著名作家，在红卫兵毒打老舍之时曾火上浇油说过一句“老舍把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傅光明夫妻经采访得知，事后有人请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出面，要老舍后人别再提这位著名作家的名字。因为这位著名作家已经向老舍家人道歉，况且他如今年事已高，还需面对家人与社会。

　　而老舍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一次，傅光明先生预告下一场讲座内容说，曹禺苦闷的时候，也讲到了自己曾经批过吴祖光一事。郭沫若请曹禺批吴祖光，曹禺不敢不批。到晚年，曹禺对此深表忏悔。“我太听话了”，曹禺后来对吴祖光说。同是剧作大家的曹吴两人最后和解了。

　　突然想起了《深圳特区报》副刊上曾有一篇题为《名画背后的故事》。它讲的是万里长子万伯翱，曾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名画家范曾交往甚笃，范曾酒后为其泼墨作《庄周梦蝶图》。事后，伯翱请曹禺题词。曹禺题词之前曾专门为落款的事打电话给吴祖光，达成共识后才写上。曹禺题写的“不知悦生，不知恶死，蝶乎！庄乎！梦乎！醒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落款为“曹禺浅识丁卯年”。吴老先生题唐诗名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落款句为“范生此（作）有深意焉，吴祖光己巳年”，两位大师留下的墨宝，与范曾的名画相得益彰，成为大师精诚合作的珍品留在世间。

　　岂知即便名家也会像普通人一样，会因历史的原因，产生过节儿和矛盾。有过失者的坦然认错和蒙冤者的坦荡胸怀，便能“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再成兄弟，心中必有天使；魔鬼附身者，终难摆脱形同陌路的结局。

　　                          （原发于《中国教育报》2008年8月1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