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傻”得可爱

              ——狗眼看大师之一

苦雨凄风，涛涌浪起，悲情的汨罗江终于接纳了这一个走投无路的孤高灵魂。

这一天，秦军以破竹之势横扫楚国，苟延残喘的楚朝廷仓皇东逃，而屈原这时还被放逐在千里之外的南方郢都呢。朝廷里那些奸侫小人早就把屈原看成眼中钉，连曾经起用过屈原的楚怀王也早已冷落了他，一再赶他走，这样的朝廷灭与不灭关他鸟事！如果换一种活法，比如收下秦国频频抛来橄榄枝，坐上马车去他们那儿做官，荣华富贵也是享不尽的；不去秦国也罢，凭他的诗名及屈氏家族背景，回到秭归故里，至少可以当个吃穿不愁逍遥一世的员外。

屈原真是傻得可爱，放着舒适而畅亮的路不走，偏偏抱了一块大石头自沉汨罗江了。难怪同样怀才不遇的西汉贾谊《吊屈原赋》会说“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了。

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屈原了。一个人把“生”看得太重，大约都不会像他那么傻的，但恰恰是屈原自傲而狂放的性格迫使他不可能不走那一条绝路。

年轻的屈原有过一段得宠的辉煌史，楚怀王待之若上宾，“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手中握有内政外交的双重权力。那时的他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去做甚么诗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为的，也跃跃欲试替楚怀王拟定过新的宪令，可惜竹简上的字还没刻完，就把楚国那些既得利益者全都得罪了，他还浑然不知。像上官大夫靳尚、宠臣子兰等结成“反屈神圣同盟”，好多张嘴在怀王耳根边呱嗒呱嗒，就是一盆清水也给搅浑了。怀王十分恼火，立即将屈原赶出朝廷。那屈原真是傻，还觉得怀王是与自己闹着玩的，便是写《离骚》也不肯放下贵族的架子，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根红苗壮，连起个名字也很响亮，“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其实这时的楚廷上下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叛逆者了。

大凡从高位跌落，能“处江湖以远则忧其君”的并不多见，偏偏屈原就是这样的少数派。他被放逐到汉北之后，还自做多情地频频修书向怀王表白心迹，陈述自己的主张，得到的结果是把他赶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去。

不是没有机遇。先是周边的齐、韩、魏联合伐楚，后是秦伐楚，楚朝廷风雨飘摇，而那些伐楚的诸侯国有派人暗中说服屈原归顺的，有赠与金银财帛的，竟被他一一挡了回去。他一心祈望重返朝廷，“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

屈原还是那个固执己见的屈原，朝廷却不是那个明智的朝廷了。直到眼看楚国朝不保夕时，想起要和齐国重归于好而联合抗秦，才迫不得已想到去召屈原回来。来不及了，强秦看破了楚怀王的如意小算盘，索性趁他前往武关谈判时把他捉去，结果死在了秦军的看守所里。屈原绝望透顶，还写了一篇《招魂》表达自己对怀王的思念，那晓得这时的继任者更把他恨成了一根钉。于是，可怜的屈原第二次被放逐到蛮荒的南边去了。

这时，屈原只要稍稍有点表示，那么，秦国就会派马车来接他去。事实上，秦国也确实派密使潜入楚国，企图游说屈原，都遭遇了白眼。这就奇怪了，一个人爱着并不爱他的朝廷，甚至上下左右必欲置他于死地，何苦一往情深地单相思呢？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觉得屈原实在有点目光狭窄心胸狭窄，贾生则说屈原过于执着.

执着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就是傻。屈原是一个秉性耿直的知识分子，若是活得不傻，那就不是性格屈原了——千年烟雨，百代沧桑，难得有这样傻得可爱、傻得惊心动魄的诗人，难得有这样一块自碎的珍璧！

汨罗江边的龙舟，裹着粽叶的粽子，还有秭归乡里一年一度的祭祀，都在追忆屈原的“傻”。这样的“傻”，换一个角度看，何尝不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真诚表露！

陶渊明“归隐”有点尴尬

            ——狗眼看大师之二

南山近了，田园荒了，菊花黄了，酒壶空了。

51岁的陶渊明活得十分狼狈，生过一次疟疾，差点要了他的命。看看家里十几间房子被一把火烧光了，剩下几亩田没钱雇人耕种，田里的草长得没膝深了。更要命的是没有酒喝，对于嗜酒成癖的他来说简直就是活受罪。有一年重阳节，酒壶干得冒烟，陶渊明心中苦闷，就一个人坐在宅边的菊花丛中黯然神伤。正在这时，时任江州刺史的王弘派人送来一坛酒，陶渊明喜出望外，抱起酒坛就开怀畅饮，顾不得文人体面了，当场就喝得酩酊大醉，被人扶回家里，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醒过来。

酒壶常干，米缸常空，一个在当时就颇有文名的文人活得有点尴尬，乃至“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亲朋故友是瞧着他可怜，赏他一点酒喝，喝醉了就默默退出去，人家丝毫没有挽留的意思。这一时期，陶诗里是一点没有当初辞官时那种归园田居的愉悦心情的。实际上，陶渊明未能完全超凡脱俗，徘徊于“仕”与“隐”、“进”与“退”之间的知识分子，所谓“归隐”大多是嘴上说说而已。

陶渊明并非不想出去做官，“学而优则仕”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他29岁那年第一次出去求官做，晚是晚了点，但毕竟做过江州的祭酒，掌管教化的官；35岁时做过佐吏，相当于高级管理人才；人到中年又在江州刺史那儿做过参军；最后一任是做了80天的彭泽县令。官虽然都不大，但毕竟纳入“公务员系列”，吃皇粮是不愁的。那么，这位“五柳先生”何苦会几番折腾，把自己弄到一文不名的尴尬境地？

这就要从陶渊明的身世和志趣说起了。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家僮千余，珍宝奇货富于天府”，是陶家的鼎盛时期。祖父陶茂和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家底原是不薄的。但到陶渊明8岁时，父亲突然病死，从此家道中落，加上自己婚后不久，丧妻续弦，老婆给他生了5个孩子，家庭负担越来越重。无论从家境还是自己的志向看，陶渊明也不是想着“归隐”而是赶快出去谋个一官半职。所以他在《饮酒》中说“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是大可怀疑的，那意思是说，我陶渊明到了而立之年，竟然要忍受屈辱出去做官，那是多么羞耻的事啊！事实上，几次出去求官并非是迫不得已，而是津津乐道。甚至人到中年，还跑到京口刘裕处做了一个参军，心情之兴奋溢于言表：“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

陶渊明在这里把自己的心思和盘托出了，却原来辞去彭泽县令乃是嫌官太小，受人欺负，既无“名车”，更无“名骥”，仅仅为5斗米折腰，是没啥意思，于是就解下印绶，慨然回乡了，这时的心情与李白“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傲气颇为相似。老家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足够维持简单生活了。但“归隐”的尴尬依然，他不能像真隐士那样完全不问山外事，而是借酒、借事来评论时世，曲折地表达自己对东晋士族的不满。

陶渊明一生数度出仕，数度归隐，在“仕”与“隐”之间苦苦挣扎，凸现出内在性格矛盾和人生选择的彷徨，最终是完全绝望，作《感士不遇赋》与官场彻底决裂。他的“归隐”的尴尬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尴尬，读书求仕的路踩断了，发几句“归隐”的感叹一是自我安慰，二是像姜太公垂钓渭水的目的是期待出山。所以。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七》）因为那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真实的陶渊明，一个浑身酒气性格多重且可爱的陶渊明。

李白的官瘾还不轻

             ——狗眼看大师之三

李白一生最爱三物：酒、诗、月。

皓月当空，美酒飘香，诗绪翩翩而至，何其潇洒！

还有点“狂”，狂也是要有资本的，李白不狂谁狂：“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自诩5岁时就能背诵用于天干、地支计算时日的“六甲”，是早慧儿童，10岁就读遍各种流派的著述，15岁写文章就直追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了。他的一个堂弟曾问他你的肚子里莫非都是锦绣文章？李白听后抚掌大笑，“扬眉当之”，一个“扬”字活画出其“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自信之态。所以，当唐玄宗召他进京时，他会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感慨，多么得意的神态，又是多么自负而踌躇满志！

于是，许多“说李”的学者就以为“李白性格孤傲，心比天高，一生蔑视权贵，视仕途如粪土也。”依据是坊间的“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好像李白压根儿对读书当官没有兴趣，一门心思只要活得自在开心。

天大的误会！

如果李白真是那样，那么，去年北大有个学者撰写的《李白——大唐第一蛊惑仔》真被他一个屁弹着了。李白真有那么“蛊惑”么？回答是否定的。终其一生，他无时不在读书做官这条道上奔波，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把做官看成是一生最荣耀的事情。李白也想着读书做官，而且是朝思暮想呢，“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是遭到“放还”和“流放”、仕途踩断后的愤激话。其实，读圣贤书，做廉洁的官，没啥不好，现在考公务员不也是趋之若鹜的吗。李白喝酒吟诗再狂放，也不会糊涂到不明事理地去“蛊”什么“惑”！

李白常常以大鹏自喻，“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之前拜见韩荆州剖白心迹也罢，后来从李璘为幕僚也罢，都是想着能施展自己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博大宏图。天宝四年（745）秋，他与杜甫第三次相聚于东鲁，就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相国之才，只可惜“大道如青天，我独不能出！”之前，他在长安已经屡屡碰壁了。

那年的初冬，与杨贵妃如胶似漆一往情深的唐玄宗突发奇想，藉冬天狩猎之时召开“作家代表大会”，让天下读书人都到京城来相聚。李白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晋升机会，写了首《大猎赋》献给玄宗，期待得到赏识。在京城里，他又经常奔波于王公贵戚门下，恳求他们推荐自己入朝。结果是人家没把这个会写点诗的小子放在眼里，“弹琴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讨了个没趣。倒是那个能歌善舞的贵妃美眉因为喜欢李白的诗，在夫君耳朵边咕噜了几句，才网开一面召李白进宫，给他一个“翰林待诏”的虚名。“翰林学士”本是有名无实的虚衔，李白还是个“待诏”，也就是说还没入翰林。这期间，李白是有怀才不遇的窝心，紧着就写了很多歌功颂德的应酬诗，像《宫中行乐词》等，献给贵妃，指望这个女人帮助自己圆一入朝堂的梦。贵妃娘娘有没有跟玄宗吹过枕边风，史无记载，但玄宗对李白有过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说李白可以写诗，但不可以为官。原因之一是想法太天真，关中大旱，玄宗问他何以对之？李白说他的家乡有嘉陵江，可以从那儿引水过来。且不说巴山秦岭难以逾越，就是几千里路又需要多少劳力去开渠引水？所以，玄宗轻蔑一笑道：“汝乃小儿之言。”原因之二是性格太张狂，不像他的前辈诗人贺知章虽自诩“四明狂人”，但人家该狂时狂，该收敛时收敛，尤其是在朝堂上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做得“三朝元老”不是没有道理的。李白充其量只是一个“翰林待诏”，却把自己当做“御史大夫”看了，不但对朝政指手画脚，而且对朝堂官吏说三道四，弄得大家都很讨厌他。折腾到最后，连贵妃也不看好他了。“格言不入，帝用疏之”，玄宗很快疏远了他，并给他的仕途下了一道“断绝令”：不复使用。

李白做官热情彻底凉了，离开京城是迟早的事，体面的说法是“赐金放还”，实际上是被逐出京城。终其一生，李白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响声，到晚年还想着出去做官，结果上了李璘的贼船，被朝廷流放了。客观地说，李白是一个性情中人，自视甚高，仕途失意是肯定的，大唐诗坛因此诞生这样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这岂不是上苍的合理安排？

后世的陆放翁最看不惯李白，说他“浅陋有索客之风”（《老学究笔记》）。所谓“索客”就是指攀龙附凤求索功名的人。这样的责难有点过分。读书人能有几个摆脱得了“功名”的诱惑？李白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官瘾”一把能有什么错？但他不是一块做官的料而是写诗的材，上苍并没有摆错位置。假如真的让李白当个什么官，且不说他未必能做好，便是结局大约比后世的柳宗元、苏东坡更糟糕的。官人是官人，官样文章来不得半点想象；文人是文人，文坛佳作缺少想象寸步难行，二者放错了位置都是损失。

一个梦想做官却仕途屡屡踩断的率真的诗人，一个狂放的嗜酒如命口无遮拦的李白，既不是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所说的那样“豪放洒脱、超凡脱俗”，更不是那个把“蛊惑仔”的屎盆子扣在李白头上的所谓“学者”的胡言乱语。

李白与所有读书人一样，读书做官，这想法很正常。

苏东坡心太软

        ——狗眼看大师之四

苏东坡被放逐黄州，青灯寒月，寂寞得很，生活状态极为糟糕。亲戚疏远了，朋友躲开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东坡的倒霉表面上是“乌台诗案”，文字狱，实际上是因为他执着反对“王安石变法”，那些想趁着改革之机捞一把的人结成反苏“神圣同盟”，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对这一点，东坡心知肚明。奇怪的是，当改革派倒霉的时候，他竟没有去落井下石，做了一回东郭先生，以致埋下后患。

元丰七年（1084）宋仁宗病逝，哲宗继位。这时的东坡已经49岁，白发满头，满脸沧桑。继位的哲宗才10岁，高太后垂帘听政。她本来就是反对变法的，对王安石是一肚子意见，在“乌台诗案”中为东坡说过好话才留下一颗人头。机会来了，那些整过苏东坡的变法派纷纷落马，关的关，贬的贬，王安石找个托辞告老还乡了。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上台了，也是个很有文采的聪明人，4岁就知道“砸缸救人”了。他一上台立马就嘱门生星夜赶往黄州，带去高太后的手谕和自己的一块玉珮，恭恭敬敬接东坡回京复职，一年内竟连升三级，官至知制诰（专替皇帝起草诏书的官员），还兼任小皇帝的老师，是高太后钦点的。这时的东坡可谓是大权在握左右逢源，背后又有司马光做靠山，想整哪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东坡毕竟是东坡，一个秉性耿直且心太软的文人，非但不念旧恶，还替王安石说好话，说他在地方为官时贯彻过“免役法”，效果真的不错，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就连那个把他恨成一根钉的科学家沈括，东坡多次在高太后面前夸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朝廷理应重用之。司马光要废除王安石的“新法”，高太后早就想这么干了，站出来反对的偏偏是东坡！司马光气得在朝堂上与东坡争论起来，用朝板敲着地面，说他是养虎为患后患无穷。东坡一怒之下回了家，大骂司马光“司马牛！司马牛！”意思是死脑筋，不拐弯。被东坡骂做“司马牛”的司马光恨其不能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多次约东坡来“寒舍”饮酒谈诗，其实是要做他的思想工作。偏是东坡“拎不清”，认定了那些整过自己的人并非一无是处，得饶人处且饶人，朝廷不因以“私怨”来划分阵线，而应该任人唯贤。

过去东坡得罪的是变法派，现在又得罪了守旧派，弄得两头不讨好，自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东坡奏议集》卷五），赶紧向司马光请调去外地为官。司马光苦苦相留，甚至暗示自己年迈了，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就让与东坡。但东坡还是执意要走，三次上表请求外迁。司马光问过东坡想去哪里为官，言下之意你可随便挑选。东坡与那个“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杭州感情最深，于是在1089年被任命为杭州知州。临行前，司马光设宴为其送行，说到了杭州，若想回京，随时都能回来。人格高尚的文化人，即便是政见不合，也不会恩断义绝的。东坡虽然依依不舍，但他去意已决。因为有这一层“特殊关系”，所以那年东坡一到杭州碰到春夏大水灾向朝廷写去《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后，朝廷立马送钱运粮来了，这笔钱就用于治湖筑堤。东坡在杭州的这段日子是快活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压力，地方经济搞得不错，兼之鱼米之乡、人文荟萃之地，余暇便组织起“诗社”“画社”来了。

京城来人告诉东坡，原先整过他的那几个官员见风使舵回京城复职了，东坡微微一笑，没把它当一回事。自己襟怀坦白，与人为善，手握生杀大权时都没去想过要报复谁，现在更是各人做各人的官，井水不犯河水。阳光下的鸟儿怎能知道飞翔在暗处的蝙蝠并不是同类，君子之心往往也难度小人之腹，善良者的背上最多的可能就是来自“朋友”的暗箭，“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在东坡身上提前上演了。

1093年，欣赏东坡的高太后归天了，司马光也去世了，小皇帝长大成人后想着做点事情，就把年号改为“绍圣”，意思是要继承仁宗变法的遗志，重启王安石的“新法”。其实这时的“新法”早已背离强国富民的初衷，而成为那些“变色龙”争权夺利的利器，顺者昌，逆者亡。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苏东坡。“反苏同盟”又一次联合起来，在哲宗面前弹劾东坡“诽谤先帝”，罪不可赦。有一个姓史的御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特别嫉恨书法大家东坡，把东坡贬去黄州时就有他扔过来的石块，后来高太后临朝时曾想下一道诏书把他贬为庶民永不录用，是东坡念其才华苦苦求情，才将他贬去密州做团练。如今这家伙得势了，到哲宗面前诬告东坡写诗讽刺当今圣上。东坡昔日的学生哲宗听后大怒，一道圣旨就把东坡贬去英州（今广东英德）；车马尚在半路，又一道圣旨加急赶到，改贬建昌（今江西南城）；车马折返，还没到任，再一次改贬到更远的宁远（今湖南宁远）。从圣旨朝令夕改，可以看出“反苏派”是多么憎恨他！在一贬再贬的途中，东坡万念俱灰，写下了《赴英州乞舟行状》，说自己两眼昏花，只能依稀看清脚下的路。左手患病不能自如挥动，右臂也常常麻木。自己是快60岁的人了，头发早已脱落，牙齿也不剩几颗。浑身是病，想来也活不久了。只求朝廷能给自己一条小船，坐船去那蛮荒之地。然后，等来的是把他贬到更偏僻的海南去了。直到1100年正月，徽宗继位，大赦天下时才回来，半路上就死在了常州。

东坡的弟弟苏辙曾愤愤不平地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太闪耀了，能把周围的所有的文墨比得黯然失色，所以遭来一片嫉恨。不是没有报仇雪恨的机会，却又太善良、太正直、太率真，总把别人往好处想，心太软的结果恰恰为自己埋下了祸根，但我们因此能埋怨东坡的心地善良人品磊落吗——这不是东坡的错，是陷害东坡的人太卑鄙。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有才的女人有点烦

          ——狗眼看大师之五

话说新千年之交，济南一条繁华商业街落成了，街头照例要塑一铜像为城市标志。不少专家建议给电影明星巩小姐塑像，也有学者深为不满：“俺济南有李清照，怎么说也该给她塑像嘛！”后来，究竟给哪个女人塑像就不清楚了。

在没有听说巩小姐之前，我肯定是先知道李清照的。读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就会想那是怎样一个女人呢？苗条，纤弱，有些姿色，多愁善感，才华横溢，一个很有个性的手里总是捧了一卷书的济南才女？

女人有才，又有个性，加上还有一卷书成天握在手里，就有点烦了，不是人家烦她，而是自寻烦恼的“烦”。

今有大学生戏言，“做得好不如嫁得好。”李清照不，她嫁得好，做词做得更好。老公赵明诚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家，偏爱书画收藏。据说他收藏的历代书画若不是被金兵一把火烧去大半，留到今天其价值怕是半个济南城都能买下来了。那赵明诚大约在太学院里读书读呆了，典当了衣衫也要去开封相国寺买些碑帖、果子回来，回家后夫妻俩吃吃果子，看看碑帖，一坐就是半夜。有人拿来一幅南唐名家徐熙的《牡丹图》，要价20万钱。夫妻俩爱不释手，但就是凑不齐20万钱，最后只得忍痛割爱。为此，李清照还大哭一场，傻不傻呀。

有才的女人有点烦，老公背只书箱出去做官了，好事呀，她却不堪离别的愁苦，在锦帕上写道：“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么一写，老公出差还能心定么？若是无才的女人倒简单了，一句“路上保重”就可以了。烦别人倒也罢了，恰恰最烦的是自己的灵魂，总笼着一种悲凉淡淡的气氛，闹得出门在外的老公两头牵挂不得安生。

有才的女人有点烦，还在于对衣食住行几乎是不问不闻的。在青州时，夫妻俩集中财力、精力收购和校勘书藉，他们伙食不吃两样荤的，衣服不穿两件绸的，发髻上不插珍珠翡翠的首饰，屋里没有涂金镂花的器物。白天时间不够用，夜里点上蜡烛接着做。李清照记忆力强，每次与老公比试点校书中的某个典故，说对了，就拿起茶杯高兴地大笑，以致把茶水都泼在老公身上。十几年里，他们校堪的古藉竟堆了十几间屋子，而床上的两条被子早已千疮百孔了。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官至右丞相，对这个媳妇是烦透了，很少往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广东有个女教授就此得出结论，说李清照的公公也骂她是“淫妇”——此时的李清照埋头在书堆里足不出户，哪里“淫”来？女人骂女人就是毒，总要抬出这个“淫”字来。说她“烦”倒是真的，不过也不是烦别人，烦烦老公，烦烦自己，烦也烦得可爱。

李清照的一生以“靖康之变”为转折点。金兵的铁骑踏碎了她的书香梦，这时想“烦”也没有时间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随后一路南逃。偏偏这时，老公丢了官职心情郁闷，不久就一病不起，死时才49岁。李清照悲痛欲绝，跟着逃难的人群流落到江南。在越州（绍兴），她住在一个姓钟的农户家里，半夜里碰到山贼“掘壁洞”，偷去5只竹箱子，那里面装的都是南下转徙中侥幸保存下来的书画名砚。她号啕大哭，出重金想赎回这些被盗的珍品，可这又去哪里寻觅啊！之后，她从越州到临安，嫁过一个姓张的人，从再嫁到离异不足百日，原因就是那男的并不能容忍李清照的烦——这又成了广东那位女教授关于李清照是“淫妇”的佐证——李清照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惶惶不安的逃难途中，再嫁是想找个依靠，离异是因为性格不合，这是她的不幸，却不是她的耻辱。

李清照的晚年是在临安度过的，过得孤苦凄凉。其时也是南宋史上最昏暗的时期，秦桧居相，“绍兴和议”，岳飞遇害，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李清照死于哪一年秋天，史书上没有确数，但我想那时她的小院里一定有她最钟情的菊花开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有才的女人有点烦，烦来烦去，把自己的灵魂折腾得痛苦无比，倘如传统女人那样“无才便是德”的话，那李清照绝不会活得如此逼仄和艰难的。不过，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将缺少一个婉约词派的杰出代表。孰是孰非，真的很难说清楚。有一点大约是可以肯定的：女人因为“烦”而有才，有才的女人不“烦”才怪。

一个女人想着标新立异，就毫无道理地往另一个女人头上泼脏水，可恶！

辞官著书第一人

                            ——狗眼看大师之六

在崇尚读书求仕的封建时代，主动摘下官帽，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明万历年间的汤显祖恐怕是第一人了。那时写书没有稿费，自费刊刻成册后送给朋友阅读，那圈子也不大。比如他写的剧本《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在他生前就没有哪个“剧社”来接本子，因此更谈不上有营业性的演出收入了。

一个人能为自己所钟爱的艺术奋不顾身，乃至宁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就像飞蛾投火一样，实在令后辈感动。

汤显祖死于1616年7月29日，终年67岁，而在同一年另一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也去世了。上帝似乎有意把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剧作家一齐邀请到天国去做客了。

汤显祖一生虽然仕途上磕磕碰碰，但去浙江遂昌做知县时过得还是很自在的。遂昌位于浙江南部山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县城。汤显祖任职5年中，替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像驱除虎患、创办书院、复审冤案、引水治坡等，他要把官做下去是完全没有疑义的。可他恰恰在万历二十六年（1589）春，毅然辞官还乡了，当地吏民“泣留”不成，只能含泪相送，长亭外，古道边，送了一程又一程。

或许是他那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解放的理念如浪潮撞击心头而不能自制；或许是他自觉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把盘桓在心里的艺术形象写出来就不得安生；或许是突然想过一种“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自在生活？

对汤显祖辞官的真正原因史无记载，反正他是还乡了：“春风入门好杨柳，夜月出水新芙蕖。往往催花临节支，自踏新词教歌舞。”（《寄嘉兴马乐二丈兼怀陆五台太宰》）田园牧歌，悠然自得，汤显祖还是很知足的。在那段时间里，他埋头写剧本，几及废寝忘食夜不能寐，

最杰出的当数《牡丹亭》了。

《牡丹亭》写的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恋爱故事，说南宋时南安太守杜宝有个独生女儿叫杜丽娘，16岁，出落得如花似玉。一日，杜丽娘梦游牡丹亭，遇见一个俊秀书生折柳题诗给她。梦醒之后，便害起相思病来。循着梦中所见，悄悄来到后花园寻找书生的倩影。不见书生，却见自己日渐消瘦的容貌，于是对镜画下自己的容貌，裱画后装在紫檀匣里藏到梦见书生的牡丹亭的梅树下。杜丽娘因伤春早逝，父母也将她葬在后花园的梅树下。说也巧了，岭南有个姓柳的秀才，因为曾经梦见自己在花园的梅树下遇见一位绝色佳人，便改名叫“柳梦梅”。柳梦梅进京赶考，途经南安时偶感风寒，住进杜府调养。一天，柳梦梅到后花园赏花，在梅树下拾得一个紫檀匣，取出匣中的画一看，大吃一惊，画上的女子竟与自己梦见的一样。于是对着画上的女子日思夜想，“姐姐、姐姐”叫个不停。柳梦梅的真情打动了杜丽娘的游魂，于是就与心仪的男子夜夜幽会。两人情意缠绵，结为夫妻，连夜坐船去了临安赶考。这时，杜宝奉命去淮安为官，让妻子带着侍女去临安居住。在临安，母女相见，诉说前世今生，恍如梦中。夫君柳梦梅去淮安寻访岳父，哪知道杜宝非但不肯相认，还把他当做骗子抓起来，带回临安拷问。柳梦梅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又拿出杜丽娘的画像来作证。杜宝一见女儿的画像，更加怒不可遏，一口咬定柳梦梅是“盗墓贼”。正在这时，传来闱试放榜，柳梦梅得中状元，但这时升为宰相的岳父还是不认这门亲事。直到后来皇帝做主，才许状元郎柳梦梅与死而复生的杜丽娘成婚。

据作者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牡丹亭》的剧本并非全是虚构，杜太守嫁女杜丽娘实有其事，是否死而复生就难说了。但剧本通过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真挚情爱，要求个性解放，其主题是直击了封建礼教，具有强烈的超前意识。所以，剧本一问世就受到圈子里的文友们热捧。汤显祖死后，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对他一生的评价：“文章超海内，品节冠临川。”

汤显祖辞官著书，在当时的文人圈里引起过不小震动，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别的读书人几次三番出去求官尚嫌脚步太慢，哪有放着皇粮不吃，回到家里来苦守寒月青灯的。拿现在的话讲是“守望精神家园”，谈何容易！汤显祖没过上几年安生日子就捉襟见肘了，先是爱子夭折，后是住宅失火，他一生所藏的珍贵字画尽被焚毁。年愈花甲之后，他深感生活无望，遂以“茧翁”自号，意思是说自己要像春蚕入茧一样与世隔绝了——他真的从人间“蒸发”了，再没有与任何朋友来往。

他孤独地走了，留下了不朽巨著《牡丹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