眺望远山

                       从河州来的“逃难人”

 生活在甘肃的水氏族裔，一直没有家谱、族谱之类的记载他们生存历史的文件、文书。我们只知道水氏族裔相对集中于甘肃中部一带，他们没有显赫的历史，以至虽然这一姓氏十分罕见，也难以回溯他们从哪里来，以及他们如何定居在甘肃省内。

浙江宁波、兰溪等地的水氏族裔，其族谱累代相传。兰溪水亭街《水氏宗谱》，自宋嘉定年间至今代代相传，至今已三十二世，《水氏宗谱》称“吾水氏之裔，本出神禹而居吴兴，布河洛，隋唐间分于闽之莆田”。比较确实的渊源则始自汉代，据考其祖上汉时居于河南，隋唐间迁往福建莆田，宋绍熙间迁浙东。

浙江鄞县桃源乡凤岙寺诚应庙水姓始祖水敬则，于宋建隆八年由东越迁鄞，至今已历时千年，水姓数百户，为水姓一大支派，堂名“本源堂”。距宁波市18公里的鄞县鸣凤乡仓门里后陈浪岸村，有水姓人家约五十余户，堂名“追源堂”。该地水氏祖上原居宁波西门外，因洪杨之乱迁至今地。

安徽无为县东乡（汤家沟附近）水家楼“十数里之内尽为水姓”，有水姓人家六百余户，其先祖水来远于元末明初自兰溪迁来，世代繁衍，再散居芜湖、宣城、广德、郎溪等地。此外安徽怀达县水家湖、江苏天长县等地亦有水姓人家分布。河南南阳地区有不少水姓人家，大都信奉伊斯兰教，现聚居于镇平县“大水沟”、“小水沟”村的水姓人家约数百户。

从历史资料推断，“本出神禹”只是一种传说，古代的水姓人家当分布于中原，部分水姓之改宗伊斯兰教则应该是元代以后的事。现在全国南北各地都有水姓人氏，但在“百家姓”中，“水”姓显然属于数量很少的姓氏之一。

1948年，任职于全国总工会的水祥云由上海到兰州，前来拜访父亲，送来由他主持续修的浙江鄞县水氏族谱，并拟将甘肃水氏家谱载入其内。父亲会同二叔水榕、三叔水枬，写成他们所掌握的家谱稿，交水祥云带走。水祥云送来的族谱及父亲、叔父撰写的家谱底稿均藏于煦园平庐，不幸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我们家族的口述历史，只能追溯到清代后期。在我们的曾祖父那一辈人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甘肃河州，大部分布在三甲集一带。河州即今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广河、东乡是河州的中心地带。黄河从青海高原自西向东流入甘肃境内，洮河从甘南草原自南向北流到永靖，汇入黄河。二水相会处的三角地带，就是河州。

远古时期，这里曾有过辉煌的新石器文化，彩陶之精美，堪称海内无双。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这里山高林密，居民以放牧和农耕为生。后来森林被人们砍伐一光，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十九世纪为最。如今，这一带已经全成濯濯童山，滚滚黄河。

河州是西北各地回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清代史书称：“甘肃自省垣及所属府厅州县，大半参居回民，河州回尤悖骜不畏法，州大东乡山壑深险，林木箐密......，陕甘及他省回皆依归听命也。”我们的祖辈生活在这里，自然会遇到在其它地方所没有的矛盾和问题。但在大多数年月里，河州回汉居民是相安无事的。

清代顺治、乾隆两朝回民起义，震惊关辅。但顺治五年起事者来自河西；乾隆四十六年则为新教与老教相残所引发。两次起义都曾围攻兰州，但其影响都不能与同治年间的战乱相比。

同治元年（1862）四月，陕西华州回汉乡民发生械斗。这桩因回民砍伐汉民栽种的竹子引起的冲突，很快就扩展为回汉民族之间的仇杀。太平天国、捻军和清廷官兵的介入，使这场因小衅引发的民族冲突，变成血流遍地，尸横四野的大灾难。陕甘两省生灵涂炭，许多城镇在回汉武装相互攻城、围城，反复易手之间，无辜民众几被屠戮殆尽。同治五年冬，曾国藩奏请湘军大将刘松山进军陕甘，战场形势风云突变，回族武装节节败退。同治六年夏，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由福建到甘肃。左宗棠认为平定陕甘回乱的关键在于河州：“河回嗜利轻剽，无事时尚出抄掠变乱，十年来未受惩创，更无畏忌。此非创巨痛深，难望其帖服也”。湘军西进，河州回汉民众惶恐不安。三甲集是由兰州、狄道进取河州的门户，也是马占鳌扼守河州的要塞。眼看战祸不可避免，三甲集的汉民胆战心惊。

同治六年冬，代总督穆图善调各路兵马进驻洮河东岸，范铭之“黑头勇”巡守于店子、康家崖一线。东乡回民武装聚集于洮河西岸。这是狄道、河州第一次大战事的开端，许多汉民从东乡泅水逃往洮河东岸。洮河结冰以后，有更多的汉民由“冰桥”过河，逃离河州东乡回民武装控制区。清代史书记载穆图善所部于同治六年秋冬“解散随教汉民数千”，即包括渡河而来的东乡汉民在内。

我们的曾祖父和他的子女，即于此刻离开了三甲集，开始了逃难生涯。在严酷的跋涉流离即将开始的时候，由于小脚难行，不愿拖累家人的曾祖母在洮河西岸的树林中自缢。悲痛欲绝的曾祖父带领惶恐的家人，汇入逃难的人群之中。这些失去家园、也不知道自己明日去向的人群，被当时安定（今定西）、金县（今榆中）一带的住民称之为“逃难人”，这个称呼包含着同情和怜悯。而兰州本地居民则叫他们为“河州鬼”，流露着城市居民对他们的调侃和轻蔑。

我们的祖父水应才，是曾祖父的第五个儿子。逃离河州时年纪不到二十，但已经是同辈青年中最为高大健壮的一个。他曾在私塾读书，能写会算，又具审时度势，进退有方的秉性。三甲集的老阿訇曾指点他读书写字，阿訇向曾祖父表示，如果水家随教，他将选水应才为满拉。“满拉”是伊斯兰教中，以修习经文为主职的预备教职人员。

曾祖父一行过洮河时，得到范铭部下兵勇的掩护和接济。范铭所部有不少洮州、狄道、河州籍的兵士，多为招募的“逃难人”。他们骁勇善战，但缺少军纪观念，一人入伍，眷属随军而行。这造成两种结果，一是行军扎营时的奇特景象，很难分辨兰缕散漫的大队人马究竟是流浪的难民，还是一支军队；二是他们作战时的不屈不挠。因为进攻或退却的结局不仅关系到战局成败，而且将决定父母妻小的安危。也因为如此，他们常常违抗清军将领的意旨率意行事。左宗棠大军到狄、河一线后，“黑头勇”与“楚勇”间的矛盾趋于公开。左宗棠部寻衅围攻，将范铭的“黑头勇”击溃于岷州。“挑其壮健，分置各军”。

经过连续几年的战乱，“自秦州迤西，巩昌、狄道四百余里……弥望蒿莱，人烟断绝”。同治七年，曾祖父一行由河州经狄道来到安定（今定西），在西巩驿附近开垦弃置的荒地。兄弟多人自此留居定西，四爷爷定居榆中。祖父水应才自渡河后就留在范铭军中，未随家人东行。他在军中停留数日，所见所闻使他萌生去意。当时兰州经制兵（由当地人组建的地方武装）叛乱和楚勇对制兵的残杀，出现“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乃杀人而食……城中生灵存者不能十一二”，百业荒废，劳力奇缺的状况。祖父离开范铭军营，翻山越岭，到了省城兰州。

祖父到兰州城下时，发现四门紧闭，城下有挖掘城壕的士兵，询其如何进城，得知城门平日封闭，护城士兵缒绳上下。他们见祖父高大健壮，便招他挖掘城壕。日暮时分，城上守兵放下大绳，掘壕者缒绳入城，祖父随其后，进入兰州城内。他被编入守城军中，每日修整城壕城墙。

狄、河平定后，兰州城恢复安宁，当地招募的士兵就地遣散。祖父离开军队，在兰州城内卖油为生。河州一带盛产菜籽油、胡麻油，当地行商大批贩运到兰州后，由小贩肩挑油桶，敲打梆子，沿街叫卖。这种卖油方式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四十年代。

河州回民武装是同治十年解散的。这年秋天，清军过洮河攻三甲集。十月，三甲集被攻占，“所有村堡，悉数破除”。是年冬，左宗棠部在烂泥沟一带被袭，傅先宗、徐文秀以下一百余人阵亡，马占鳌乘胜乞抚，交出战马四千余匹，军械万余具，左宗棠复密谕马占鳌搜捕在逃撒拉族武装头目狗齿牙、马彦漋、马聋子。马占鳌将撒拉武装头目解缴官兵，被左宗棠悉数处死，河州之乱告平。

同治十一年，左宗棠驻节安定行营，上书清廷，提出大规模迁移甘肃境内回汉住民的计划。     其奏章谓：“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汉少，杂以番众。同治元年变乱以来，陕回多避居其         中。自陕境肃清，金积扫荡......所有各处猖乱之回多寄孥其间，以避诛戮，此客回之应迁徙者也。其本籍汉民，有受河回挟制，甘心役使，名为随教，以图全者；有仇隙已深，逃至洮岷、狄道，充当勇丁，而亲属仍留河境者。宜分别拔出，以杜衅端。此本境汉民之应迁徙者也......安插之地，汉回各有攸往。汉民安插狄道、金县、安定、会宁一带， 凡近城驿汉民聚积之处，宜也。......汉民中亲属有已流寓陇西、狄道州各境者，听其自行投赴完聚，而皆给以赈粮。大口每日八两，小口每日五两......”。

这时，曾祖父一行已在安定开出大片耕地。但他认为金县土地雨水好于安定，便将已经下种的耕地留交其他弟兄，率子女迁居金县小康营。榆中小康营便成为我们的另一故乡。但我们的祖父并没有在榆中定居。

祖父历经务农、从军、卖油之后，进入兰州新关一家毡帽作坊当工人。他很快就学会了用羊毛制作帽子的全套手艺，后来又替作坊主人管理帐目。这样，当毡帽作坊的主人打算离开兰州城做别样生意时，便将毡帽坊的工具转给祖父，以此顶替工钱。光绪元年（1875），我们的祖父水应才成为毡帽坊的主人。他由一个农民而从军，而卖油小贩，而手工业工人，最后成为毡帽作坊坊主。

我们的祖母姓李，像当时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她只有姓氏而没有名字。（天长姐幼时，曾好奇地追问祖母，问来问去，也只听到祖母说出了一个“莲”字）她出嫁后的正式称呼是“水李氏”，到她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之后，她被尊称为“水母李太夫人”。祖母的家乡在安定，即现在的定西。同治年间，她随父母外逃时是十四岁。在准备离开故乡外逃时，女人们都准备了征途的特殊“装备”──多层结实的粗布叠在一起，用针线密密地缝扎起来，再缝上带子。当跋山涉水遇到陡坡时，小脚的妇女们便手脚并用，她们把两块这样的厚布绑在双腿膝前，以便在砾石山坡上爬行。

一个乡村妇女的性命，在那个战乱年代里有多少分量，是祖母永生难忘的。她看到太随意杀戮的妇女和在逃亡路上伤病在身，不愿拖累家人而投河自尽的女人：孩子们跪在河边号啕大哭，看着他们的亲人艰难地走向河心，终于被激流卷没。而给祖母留下最深伤痕的，是兵阵前与一条狗同时被杀，高高悬起的女人。在那个赤裸倒悬的妇女尸体后面，有几千个手持红缨矛枪的男人，排成密密的方阵。那时候，常用类似的方式来禳解、抵御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官兵的攻势。我们年幼时使用红头火柴，每当我们打开一盒新的红头火柴，祖母就会想起那个她不愿想起的场面，一根根红头火柴使她想起红缨长矛的方阵。祖母终于走过结冰的河川，积雪的山地，随着男人们开荒种地，后来她到了省会兰州，与祖父成婚。

祖母生了好几个孩子，成活长大的是四个孩子，那就是父亲水梓，一个早逝的姑姑（姑姑适畅姓人家，婚后不久去世），二叔水榕和三叔水楠。姑姑的早逝给祖母很大打击，加深了她对妇女命运宿命的悲观心理。当她的孙女，我们的大姐水天真以十六岁年华逝去时，“水家姑娘命苦”成为她沉思和回忆时的口头语。

                                     父亲的幼年时代

父亲生于清光绪十年，夏历闰五月初六（公历1884年6月28日），出生地就是兰州新关（现今兰州秦安路）昙云巷那个院子里。昙云巷是新关大街路北昙云寺东侧的一条小巷，小巷临近尽头处西侧有一个四合院，当初是一个有着十几名工匠的毡帽作坊。清末民初，人们的服装习惯发生变化，戴旧式毡帽的人越来越少，祖父曾托人从天津、上海买来西洋呢帽，仿照制作销售，但销路仍然不佳。祖父逝世后，毡帽作坊还维持了一段时间，还生产过马拉轿车的呢质车罩、车围等，到三叔去北京求学时才停业。昙云巷院落大门口，挂起一个小木牌，上书“水宅”二字。

祖父一直为他自己学文不成的事教育父亲，他教父亲认字、读书，从五六岁到九岁。九岁那年，父亲进入谢邦彦先生的学馆。这是设在省会文庙院内的一个学塾，几十个颇有来历的少年在这里读书，唯独父亲是“毡帽匠”、“逃难人”的儿子，为此他常受同学的欺负。两年后转入南关一所私塾，拜杨作庚辛伯先生为师。谢邦彦和杨作庚都是伏羌（今甘谷）人，杨辛伯以管教学生极严而出名。祖父之送父亲入杨辛伯学塾，正是慕名而往。

进入杨师傅的学馆，从此与活跃自由的少年生活告别。师傅从早到晚盯着他的学生读书习字作文，每天清晨背诵前一天布置的书文，错一个字责打手心三板。如果背不下去，师傅便把书本摔掷到地上，学生立即下跪捧读，直到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来为止。杨师傅手执烟袋，常用他的铜质旱烟锅猛击学生头顶，打得学生头破血流。

有一个雨天，父亲入塾，见老师还在睡觉，同学们都没有来，便放下书包转身出门到附近   戏院外面去听戏。等回到学馆，满面怒气的老师已经在门口守候。父亲自知闯下大祸，低头不语。杨师傅用铜制戒尺劈头猛击，父亲顿时鲜血四溅，人事不醒。杨师傅命令同学用门板将满脸满身鲜血的父亲抬回家。祖母急忙求医诊治，而祖父急忙出门为杨师傅购买礼物。等父亲苏醒，擦洗血迹，换上衣服，父子二人带上重礼去学馆给杨师傅叩头，拜谢师傅严格管教的恩德。

祖父完全明白他的孩子在学馆里是如何度过一天天光阴的，每天晚上父亲回到毡帽坊里，祖父照例要详细询问一天的功课和老师对他有何嘱咐，然后便是为他单独准备的一份晚饭，与大家同样的饭菜之外，常常有一盘父亲爱吃的卤肉，这是整个帽坊大院里独一无二的待遇。祖父母饱含怜惜地，看着一句话也没有的孩子把饭和肉吃完。晚上，是父子在菜油灯下做功课的时候。每天黎明，祖父坐到熟睡着的父亲的炕头，等父亲醒来就让他背诵老师布置的诗文，然后再穿衣洗脸。每天早晨祖母为他梳理辫子，常看见父亲头上的凝血和伤疤，每到这时，父亲会感受到滴到他头上的祖母的温湿的眼泪。

父亲在学馆里受严师管教，在家里，祖父又为他定下各种戒律：不准串门访友，不准与街坊儿童嬉闹，不准打架骂人，不准买吃零食。最后这一条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人给他零  用钱。这种生活方式，使邻里不知道每天早晚走过的少年是谁家子弟。父亲在少年时期竞没有一个一同玩耍的朋友。

光绪二十七年（1901)父亲十八岁参加科举考试，这时出现了籍贯归属问题。当时分配生 员名额，是与各省州县的粮赋额度相关的。有应试者以祖父非兰州出生，客籍人不得占用本地生员名额，上告提学使。祖父和杨师傅商议，只有让父亲到榆中参加县试。虽然祖父和父亲都非榆中出生，但祖父的几个兄弟都定居榆中，又因为榆中县应试者少，少有倾轧竞争。这样父亲成为榆中人。此后他一直自署“榆中水梓”。在此之前，他还不曾到过榆中。榆中的四爷爷专程到兰州城里来迎接他的侄子。父亲的四伯父是个精干的农民，出发前换上了一件蓝色新布袍，细心地扎上新腰带，还让父亲帮他看腰带下的衣折是否熨贴整齐。

父亲随着他的四伯父从榆中县城沿崎岖小路，步行去小康营龛谷村。到四伯父家，天已漆黑。在摇晃的灯光下，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老妇在黑夜中出现，搂住父亲抚摸他的脸颊，连声说：“我的娃，我的乖娃......”伯父和婶婶膝下无子，他俩为流离故里移居他乡的家族中竟然能有一个参加科举考试，有望获得功名的孩子而欢喜过望。

第二天一早，当阳光照进狭小的农舍时，父亲才看清婶婶的真实形象，她高大强健，长年风吹日晒使脸庞粗糙褐黑，但她总有笑意，和蔼可亲。完全不像黑夜里突然出现像传说中的夜叉那样使他害怕。

为了让父亲有个清净的温课环境，四伯父扫清了屋顶，在屋顶上铺开干净的炕席，摆上炕桌和小板凳。让父亲在屋顶上读书。甘肃中部干旱少雨，用土坯砌筑的房屋都有一个平平的屋顶，农家常在上面晾晒收获的粮食。屋旁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当父亲在屋顶读书时，它们萧萧寥寥，以风声树影来陪伴。每到吃饭的时候，伯母总要炒两个鸡蛋给父亲吃，而他们两人是从不吃一口的。乡下的日子虽然清苦，却是父亲青少年时期最感心旷神怡的一段时光。

县试在榆中县举行，府试、院试在省会兰州举行。父亲以县试第二，府试第一，院试第一        的成绩获取邑庠生（附生，即秀才）。这在新关一带的居民中，成为料想不到的新闻，从来没有听说从河州来的“逃难人”的孩子竟然考上了秀才。报单到家之日，祖父的同乡旧谊自告奋勇，为父亲牵马开道，他就是河州人马麟。此人日后成为青海大军阀，其侄子即马步芳。但当时他只是一名普通武官。

                              从文高等学堂到京师法政学堂

父亲十九岁参加乡试，三场获荐而未中，只得寄望于三年之后。但三年后科举考试停止，父亲以秀才和乡试荐卷被选送甘肃文高等学堂就学。甘肃文高等学堂开办于光绪二十九年，辛亥革命后停办。按“钦定学堂规则”，各省高等学堂是废止科举后“举、贡、生、监”肄业之所，入学者须具有举人、贡生、秀才、监生资格。

前清学部制订的“教育宗旨”和光绪上谕规定，京师和各省学堂要以“忠君，尚公，尚武，“尚贤”为宗旨。但也肯定日本学校、英人培根、泰西科学之类的新事物，规定学员必须“勤习洋文”。学校聘用洋教员，采用外国教科书，此所谓“科举所尚之旧学，皆学堂诸生之所优为；学堂所增之新学，则科举诸生之所未备”是也。

从严酷的私塾进入新式教育环境，父亲感到耳目一新，他回忆当年每到课余，便歌唱不已，      五年文高等学习生活，使父亲身心得到健康发展，造就了后来开朗乐观的性格。

文高等学堂的提调（相当于校长）是杨增新，他是云南人，博学多才，担任文高等学堂时四十多岁，后来调任新疆阿克苏道台，数年后成为新疆督军，被外界称为新疆的铁腕统治者。据父亲回忆，杨增新身材很高，思想敏捷，态度威严，但对学校师生颇为和善。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在与杨增新的交往中称他有一种“尊贵倨傲的神情”，但从他的目光中“你能发现某种迷惘、忧郁和冥思”，他对清末民初的南北军阀，统统怀有毫不掩饰的轻蔑。

在杨增新之下主持学堂教学的是刘古愚和刘晓岚。三人之中给父亲影响最大的当推刘晓岚。刘晓岚名尔炘，号果斋，甘肃皋兰人，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于光绪二十九年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当地士庶不呼名号，咸尊称“刘大人”。刘晓岚的治学和为人，一直为父亲所尊崇，但其保守的政治态度在辛亥前后显得相当突出。尽管如此，在父亲和他那一代兰州文士心目中，刘晓岚仍享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声望。民国二十二年冬天，刘晓岚去世，当时任甘肃教育厅厅长的父亲，参与主持了一系列悼念活动，并发起为他树立一尊铜像。

文高等学堂设有经学、国文、外文、中外历史、数学、地理、理化、图画、博物、体操等课。日本籍教师有梅村次修、高桥吉造、岗鸟秀三位。外文课有英、法、俄、日四种，父亲选习俄文，朝夕朗读背诵，几乎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因此，俄文成绩优秀。俄文教习阎荫桐，出自京师同文馆，后来成为父亲京师法政学堂的同学，1947年以后，经父亲推荐，到兰州大学任俄语系主任。

父亲的同学都是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有不少人对新的学习环境难以适应，尤以外文、体操等课为甚。他们在操场上常以“老爷”姿态出现，引得父亲忍俊不置。但父亲对这些课目都能按要求完成，这对他日后的工作和生活甚有助益。

文高等学堂给父亲的重要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是刘晓岚先生讲授的经学。刘晓岚曾主持兰  州五泉书院，讲述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和黄宗羲、全祖望所著《宋元学案》等学术思想史著述最有特色。刘晓岚先生常引用“四书为六经之阶梯，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等语，引导学生亲近理学。但父亲当时不喜理学，他是通过刘晓岚先生授课总揽传统思想家的道德人格和文章风采。父亲曾自述“予在少年时代并不喜讲理学之皮毛，故予之行动近于狂不近于狷也”。由此可知父亲青少年时期倾向于行动和进取，而警惕陷入个人内心的修身养性。

对父亲后来人生道路影响更大的是章太炎、康有为、粱启超等人的著作。他是在进入甘肃  文高等学堂之后才接触到这些文章的，其中他最欣赏梁启超的文章。受他们的影响，父亲开始评议时政。毕业考试的文章，陕甘总督升允出题：“国无游民，朝无幸位”，父亲在文章中谓“朝有幸位，而后国有游民……”总督升允看了认为是讥讽朝政，有革命思想，援引学部所颁《学务纲要》中“学生不准妄干国政，如有犯此者，各学堂应即照章惩儆，不可稍涉姑容，致滋流弊”的条款，拟严加惩办。经杨增新从中斡旋，得以从宽处理，以扣考一年处分。第二年（1908）再考，各科成绩俱为最优，考试成绩名列第一，遂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按当时规章，学堂毕业生按各科成绩排列次序，最优等各门课程分数须在八十分以上。

在祖父祖母的关切下，父亲的婚事成为昙云巷家中时时议论的问题。先是祖父母看中了居  住在附近的一位高个儿姑娘，由于她相貌出众而身材高大，人们称她为“大汉”。但姑娘本人不屑作“河州鬼”的媳妇，“河州鬼，吃过啥香的？穿过啥光的？”说媒的只得扫兴而归。后来说好了一位姓王的姑娘，女家和姑娘本人都很情愿。于是祖父母主持了他们盼望的婚事。宣统元年（1909）2月6日，大哥水天同出生。王夫人在大哥五岁时因病去世。

父亲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高等学堂的消息，在昙云巷家中引起一片欢喜，而对此最感欣慰的是我们的祖父。早岁的清贫生活和中年的过度劳累，使他未享高寿。但作为一个生长在战乱中的乡野男子，祖父确实是我们家族中活得最显光华，也最具力度的人物。他的孙辈都没有赶上见他一面，只能从父亲的零星回忆中略知其生平之一二。四十多年之后，兰州兴建铁路，父亲迁移焦家湾祖坟到兰州西郊黄峪沟。迁葬时祖父的棺木已经朽坏，但他的骨骼保存得十分完整。大哥过后说：“简直是一个巨人。”

祖父去世后，父亲在家守孝一年。当时曾试行高等学堂最优等毕业生入京复试，通过者即授举人资格，时称“洋举人”。父亲丁忧，按例不得参加考试。守孝一年间，在兰州斗母宫设馆授徒，学生多是亲友子弟。是年秋，光绪、慈禧相继死去，大清王朝进入末纪。

宣统元年春天，原甘肃高等学堂提调杨增新由北京返任赴新疆。经兰州时，邀父亲去新疆         辅佐其外事交涉。他对父亲的俄语成绩和识见之明澈印象殊深。父亲婉言谢绝了。

这年夏天，甘肃提学使陈曾佑主持官费学生选拔考试，父亲应试被选，派往北京，入京师法政学堂。同时入学者有赵学普、杨希尧等人。

京师法政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校址在北京西城李阁老胡同，由清学部奏请就原进士馆改建。学堂专业课多由日本教员讲授，学堂主事为范源濂。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阴人，1901年赴日本留学，曾在日本创办速成法政师范学堂。后在清廷学部任专门司郎中，奉派筹办法政学堂。民国以后，曾任教育总长。由范源濂筹划的法政学堂，是仿照日本同类学校建成，是中国第一所传授现代法律、政治、经济思想学说制度的高等学校。当时北京另有法律学堂，系法律馆所办；财政学堂，由度支部主办。此二校于民国元年（1911）并入法政学堂，成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即后来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前身。　　　　　　　　当时清廷刚颁布“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的诏谕，急需大量新式法政人才，于是在京师和各省开办了许多法政学堂。宣统元年，全国法科学生达12282人，位居各科学生人数之首。 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实以法科为重心。民国以后各类法科学堂陆续归并入相关大学。1950年以后，由西方引进的法律、经济、政治理论被完全否定，这类学校和系、科也就裁撤殆尽了。

父亲到法政学堂后，先入预科学习日文，因主课教师多聘自日本，不懂日文就无法听讲。一年后，入政治经济本科，系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理论。这是父亲从传统文化环境向现代文化环境转进的开端。他接触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并阅读了许多日本学者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书籍。

那时，北京城的青年知识分子中，蕴酿着反清革命思潮，父亲也成为关注和倾向革命的学生，与在京同盟会成员时相过从，并进行同盟会安排的革命工作。他常常公开发表“过激”言论。还曾在北  京邮局为洋员对中国人的不恭，予以“迎头痛击”。北京某报曾以“洋学生大闹邮政局”为题  加以渲染报导。

                                    辛亥革命中的父亲

宣统三年暑假，父亲回兰省亲。夏末与同学杨子高、赵相臣等人返校。当时陕甘往北京一线，旅人都以马车代步，人称“京华轿车子”。车过陇东，车夫索要额外车钱未果，以为乘车人为文弱可欺的书生，沿途刁难，屡屡停车去道旁歇息游逛。岂知车上青年都是骑马驾车的能手，杨子高君挥手扬鞭，马车便扬尘而去，让车夫跌脚大叫。

车过咸阳，父亲提议在渭水古渡头剪掉辫子，轻装入京。是年秋，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南北响应，法政学堂停课。父亲与同学相约拟去太原，适逢山西义军起事，道路中断，遂取道陕北返里。途经陕北花马池，驻军高士秀部以反对武昌革命起义为由，占据城池，大肆劫掠屠戮。这一伙亦兵亦匪，四出搜杀“京城来的洋学生”。父亲几次化装成当地农民想逃出城去，都未能如愿。他不想坐以待毙，冒险从城墙上跳下，幸好掉在城下死尸之上，穿过沙漠，九死一生，为蒙族牧人所救。为父亲早年最为惊险且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父亲时年27岁。更具传奇色彩的事是二十多年后，父亲在邓宝珊将军的一个宴会上，与高士秀相遇。当年穷凶恶极的高士秀，已经变成一个谦卑的老头。邓宝珊讲起当年父亲在花马池的故事，举座皆惊。而最感惊奇的当然是高士秀了。

离开花马池，父亲与杨子高、赵相臣等同学骑马、骑骆驼，辗转前行。途中得到马福祥在宁夏驻军的周到款待和接济，回到兰州已是年终。

武昌首义成功，军政府成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各省相继响应共和，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唯有甘肃省仍在拥戴清廷的顽固势力控制之下。总督长庚派马安良率军攻打宣布共和的陕西省。马安良部进至乾县，与陕西民军对峙。升允、长庚再调马福祥部队赴援。并扬言攻下长安之日将尽杀主张共和的甘省人士。

在兰革命者共商对策，推举父亲密访马福祥，说服其按兵不动，则陕甘共和有望。父亲面见马福祥，马询问目下大局，父亲告以“清廷必倒，共和必成”。马遂决意止兵不进，并劝告长庚“为地方计，应随局势演变，相机而行”。升允、马安良势单力孤，见大势已去，只得撤回甘肃。长庚曾慨叹派甘军攻陕之举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民国元年，父亲与省会主张共和的王之佐、邓宗、慕少堂诸人在甘肃法政学堂集会，决议促请长庚通电宣布拥护共和。此时隆裕太后已经公布了宣统辞位懿旨。在各方压力下，长庚终于同意通电承认共和。马福祥通知父亲和王之佐。他们两人便向北京发出甘肃省承认共和的电文。这份电文是由态度保守的代理布政使，原巡警道赵惟熙领衔署名，北京政府便委派赵惟熙为甘肃都督。父亲与王、邓、慕等人转而筹组临时省议会，以牵制赵惟熙。临时省议会的议长一职，诸人咸以刘晓岚先生为理想的人选。但刘晓岚因国体变更而闭门不出。这时，曾任职四川、云南、奉天的二品官李镜清鉴亭先生自四川返里。遂选举李镜清先生为临时省议会议长、刘晓岚、张林焱两位翰林为副议长。父亲和马福祥、王之佐、邓宗、慕少堂、王天柱等人为议员。时为民国元年（1912）春。

临时省议会成立后，原来的军政要员不再能左右甘肃政局，他们便由互相倾轧转而结成攻击省议会，攻击议长李镜清的统一战线。父亲在省议会中是坚决支持李镜清的，这颇使某些人不悦。李镜清是一个性格坚毅，做事果敢的人物，但他发现从赵惟熙、马安良到刘晓岚、张林焱都站在对立一方，只得辞职返回临洮家中。

李镜清离兰后，马安良等人派出刺客，跟踪至临洮，于民国元年夏历六月初五日夜间刺杀李镜清于临洮城北私寓。李徒手与六名持械歹徒搏斗，杀死凶手一名，重伤另一人。终因寡不敌众而被害，被创四十余处。四十年后，父亲为李镜清祠撰写碑文，谓“陇上人士首先为革命流血者，唯公一人而已”！

在谋刺李镜清的同时，父亲和邓宗、王之佐等人也成为省会保守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他们认为组织临时省议会和推选李镜清出马，都是水、邓、王等人所策划。

李镜清辞去议长离开兰垣时，临时议会停止活动。父亲与“康大大”（康作新之父，原新关毡帽作坊帐房先生）等离兰往榆中兴隆山，借宿朝阳观。六月初六黎明，父亲在梦中被叫醒，有人敲窗急语：“快起来，李议长被人杀了！凶手在洮河里洗血呢。”

父亲急忙披衣起床，推窗外视，发觉窗外是无法立足的悬崖。开门四顾，微熹晨光中杳无人踪。同室住宿的康大爷也被窗外人语惊醒，大家惊怪不已，父亲更坐立不安。

 此日傍晚，二叔水榕和友人文兰平骑马由兰州疾驰而来，飞奔上山，告以李镜清被刺事。父亲说清晨已有人前来报信，但未见其人。兄弟合计，以临洮至兴隆山的路程，又加黑夜，如何能在清晨赶到山上？既来报信，又为何藏而不露？众皆大惑不解。当下父亲骑马到榆中小康营稍事打点，便连夜东去，迳往北京。

 李镜清被刺事给父亲很大刺激。此事消息的获得，也使他在数十年中常常感念不已而不得其解。也许当年确有李氏亲随星夜兼程关山飞度前来报信，且又不愿被牵连，讲完就走，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父亲每念及此，便有无尽的感慨。数十年后，父亲有诗忆当年：“……兴隆山下我逍遥，东岳台上梦魂里：公言彼何能害余？惊醒五更叹不已，有人窗前报讯来，下楼觅人人杳矣……”。

民国元年夏间，北京局面渐趋安定，法政学堂重新开学。父亲在课余常与王庚山先生同往中国国民党本部参加活动。此时孙中山先生从南方来到北京，父亲任国民党本部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本部交际组干事，曾多次面聆孙中山先生教导，这也是父亲终身不忘的经历。

 父亲虽曾参加同盟会革命活动，但以学业关系，直到民国元年（1912）才正式加入国民党。他是由王庚山先生介绍，在北京入国民党的。王庚山是兰州人，老同盟会员，甘肃省最早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的人。他长期留驻北京成为甘肃省国民党人在北京的联络枢纽。王庚山先生坦荡平易，乐于扶掖后进。民初数度被选为国会议员，与拥袁势力斗争。晚年返回兰州，远离政坛，不改早年之朴实和穆。

 由兰州返回北京后一年间，父亲花了许多时间联系组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筹建，甘肃省国会议员的选举以及采购印刷设备运回甘肃，以备甘肃国民党党报之创办。但他仍然以学业为重心，课余时常去“尚志学会”听专家学者介绍世界学术新成就的演讲。“尚志学会”也是范源濂所创办，以介绍探讨国外学术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在这紧张的一年中，他“牺牲”了很多看戏的机会＿＿父亲从小喜欢看戏，从秦腔到京剧，有机会就看。对当时名角的表演程式、唱腔特点，都十分在行。在北京求学期间，曾将他所喜欢的一些剧目如《空城计》、《定军山》、《四郎探母》等剧唱词以工楷记写成册。家居时，兴之所至，常放声高唱，声情并茂。晚年曾撰文记述清末民初甘肃戏曲状况，可惜由于形势的恶化，未能尽述其菊苑见闻。

民国三年，父亲从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在京三年，他接受了西方近代政治、法律、经济学说。这成为他思想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在校期间，父亲已经决心返乡从事教育事业。法政学堂的同学各有其志，他们并未全都投身法政工作，如施今墨在一度从政之后成为海内名医；阎荫桐一度出任中国驻苏联赤塔总领事，后转事俄语教学；杨永泰则成为国民党中枢的重要人物。父亲也有一些从政机会，他曾被补选为参议院议员，不就；时为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拟援引他入阁为外交官员，亦未就。（此事起因于熊希龄出任总理之前，办理对俄交涉，经人介绍，聘父亲为其译写中俄政府间往来的外交文书）。

1956年，当年同盟会老友，中央文史馆馆长仇鳌先生到兰州，在煦园赏牡丹，共话辛亥旧事，感慨万千，赋《赠水楚琴》绝句：

　　　　　自昔要盟正壮年，倾襟晚节各华颠。

　　　　　时清有味谈天宝，说到江湖一粲然。              

 同盟会初创时为便于秘密联系,制定种种口白与手式。

　　　　　玉关杨柳引春风，左帅旌旗在眼中。

　　　　　此时倘输成底事，英狮俄鹫满凉雍。

 时帝俄阴谋勾结回族在北疆建立东土耳其斯坦，英国亦谋将南疆并入印度

　　　　　中山首义为民生，虎踞龙蟠奠国京。

　　　　　西望天兰归一统。策勋合著使君名。

 辛亥革命君负责策动甘肃独立。

　　　　　地北天南语未央，牡丹酥好客先尝。

　　　　　主人无限萧疏意，导入园林揽众香。

诗中“自昔要盟正壮年”、“策勋合著使君名”等语，正是父亲参加辛亥年间革命活动的历史佐证。            

                         父亲毕业返兰后的工作和他的婚姻

返回兰州之后，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经当时任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的蔡大愚热心相助，让出他所担任的几节课，父亲便在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开始任课，每月薪金八元。到新学期开始，正式应聘为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教师，在法政专门学校讲授中外法学。在教材匮乏状况下，曾自编《比较宪法》等多种教学讲义。刚出学校的父亲血气方刚，眼界甚高，对当时兰州政要不屑置理。为了避免勉强应付他所不想交往的政要，避免再度回忆起民国元年甘肃政坛的种种不快，他从新关去位于城西北萃英门的法政学校，总是骑马从城外官驿后（今安定门一带）绕行，而不走经过几个衙门的街道。

王氏夫人去世后，经王建候先生介绍，父亲与兰州文士高登嶽先生的次女高孝芳成婚。高登嶽先生是兰州求古书院的老师，两等学校校长，与王建候是同科举人。其祖上来自江苏无锡，据传是明末“东林党”人高攀龙家族一系。东林祸起，高攀龙留下“遗表”：“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赴水而死。高氏族裔中的一支远逃避祸，辗转西行，后定居于兰州南乡，生息繁衍，其地被称为高家湾。高登嶽先生的夫人是兰州小水子赵氏。先生去世后，长女高凤梧嫁给在兰州经营金货铺的陕西富平商家之子杨孟棠。这个婚事曾引起高登嶽先生生前友人刘晓岚、王建候等先生无限感慨。为次女议婚时，王建候先生极力促成与父亲的婚事。当有人顾虑水家家境清寒时，王曾对我们的外祖母说：“听我的话，啥条件也不要提，把姑娘嫁给这个人。这一门婚事包在我身上。”他深信自己识鉴品藻的眼力，认为这门婚事将无愧于学友生前嘱托。

王建候（1868—1916）名树中，号百川，又号梦梅生，皋兰长川人，光绪甲午进士，他往安徽任知县时，高登嶽先生曾随行任职。高登嶽先生临终时家境清寒，同窗友人集资捐赠白银二百两，王建候先生则受托关照其遗孀孤女。王建候先生为人坦荡淡泊而不苟同于世俗，刘晓岚先生与其有深交，曾以“相见辄相诤，相违辄相思”概括二十余年之友情。其友人许承尧赠诗云：

        拂衣谢众辟，闭关意闲闲。灿然千黄金，不易一钓杆。

        云雨太翻覆，心计亦难全。挥锄不他顾，愈忆管宁贤。

他正是以这样的胸襟，向外祖母讲出上面那一席话来。

母亲高孝芳曾在兰州两等小学读书，外祖父去世后辍学，与外祖母住在兰州赐福巷。议婚那年她才十五岁，当时在小水子赵家小住。外祖母派人带话，叫她赶回兰州到王建候家。她骑着毛驴走几十里路进城来到王家，见到王建候和几位陌生的男士。王建候先生问：“你还会骑驴？”她回答：“有马我就骑马，没有马我就骑驴。”这就是她在父亲面前讲的第一句话。后来父亲请王建候先生送来一只玉璧算作聘礼。这只莹白的环形玉器后来一直挂在母亲床前。直到五十年后，在红卫兵的洗劫中被兰州一中的红卫兵掠去。父亲再婚的婚礼办得简朴而隆重，不常在喜庆聚会上露面的“刘大人”（刘晓岚）作为证婚人出席了喜宴。这对于兰州城里的读书人来说，真是难得的“抬举”。新人、家长和来宾拍摄了一张大照片，“刘大人”端庄地站在一对新人身旁。在当时兰州的婚俗中，花许多钱照相，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新鲜事。

                      筹办省教育会和担任省立一中校长

民国四年，有关方面拟议召开各省教育会代表参加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当时的教育部指定在甘肃省立一中任法制经济教员的父亲负责筹办甘肃省教育会。民国五年九月父亲离兰赴京，十月十日至二十五日，他代表甘肃省教育会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第二届会议，这是甘肃省教育界首次有代表参加全国教育会。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是仿照欧美教育会体制组成，每年开会一次，交流各地教育经验，讨论当前教育问题，提出并审议有关教育建设的议案。民国时期，许多重要教育改革建议，就是由教育会联合会所提出。如“请设各省教育厅案”，“请改每年三学期为两学期案”，“优待小学教员案”，“注意贫民教育案”，“设立女子师范案”......等等。在各级学校推行注音字母，也是经教育会郑重讨论审议后作出的决议。

通过全国教育联合会这个渠道，父亲得以了解各地教育状况，学到许多先进教育经验，同时也向教育界人士介绍了甘肃省的教育、文化状况。在本世纪初期，沿海各省教育界人士对西北各省的人文状态所知甚少。

在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后，父亲与各地教育界人士广泛交往，结识了许多朋友。如黄炎培、程天放、经亨颐、陈筱庄、朱经农、陈衡恪......等等。其中有些成为交往多年的朋友。

在全国教育会联会上，父亲深感甘肃教育事业的落后。他想从考察先进省份教育入手，急起直追。考察教育的计划得到他的恩师、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嘉许，由教育部出面向甘肃省长索取旅费，并向直、鲁、江、浙四省省长发出公函。袁观澜先生又向他详细介绍了这四省教育界的重要人物，一一修书，嘱其妥为接待。

1916年11月28日下午4时，父亲由北京出发，先后到天津、济南，12月17日到上海，再往南通、南京、杭州等地，于1917年元旦返回上海。次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父亲到访邀集沪上教育界人士摄影、宴集，张菊生、李拔可、蒋竹庄、庄百俞、黄炎培等高朋云集，“良宵灯光，共话别期”。元月4日乘车北上，5日晚到北京。这次考察，东南各省教育事业的先进经验，给他很大启发。济南女子第一、第二师范、天津南开中学、江苏无锡吴县师范、江苏江宁区立第一国民小学等校，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

父亲回到甘肃，立即争取省政府的支持，筹组甘肃省教育会。第三、四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甘肃未派代表参加。民国八年十月，父亲和裴士亭、王天柱三人代表甘肃省到太原参加了第五届全国教育会

民国五年，袁世凯复辟活动失败，袁氏病死。六年一月，父亲被任命为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由于他去东南各省考察教育未归，由慕寿祺代理校长职务。3月间父亲返回兰州， 正式担任一中校长职务。

 省立第一中学在兰州小稍门外的小沟头，其前身是父亲的母校甘肃省文高等学堂。父亲刚接任时，省立一中处于清末学堂教育和民初新式学校教育之间的过渡状态。父亲任校长后，着手按东南沿海城市著名中学的体制和规模，对省立一中进行改造。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求学生全部在校内住宿，以加强早晚自修和体育锻练。并开辟校园，申请分配“官水”，浇灌新栽的花木。学校环境、气氛顿时改观。除了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校舍建设都有了新气象之外，他对省立一中的“校风”建设贡献最多。父亲亲身领受了新旧两种教育对于青年人的不同影响，极力引导一中师生远离传统教育的拘羁，促成活跃、开朗、自强不息的校风，他为省立一中拟定的“校训”是“弘毅”。并辅以下列“级训”：一、循规，二、励志，三、守朴，四、习苦，五、尚勇，六、敦品，七、自立，八、互助。其实，“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正是他所以自勉。省立一中的学生在三、四十年代的兰州，确实具有其它各校所少有的生气勃勃的集体气质。由父亲书写的校训匾额一直悬挂到五十年代初期，反右运动后校训匾额被毁。

民国七年十月，省立一中成立五周年时，父亲主持举办了五周纪年运动会，这是甘肃省有史以来的首次体育运动会。当时有记载云：“五周纪念运动会会长由本校校长水梓充任，总理全会事务”，“甘肃省学校举行运动会以此为第一次，开会之日除各机关外，省城各界男女临场参观者至多，颇极一时之盛。时届旧历暮秋，边省气候已近寒冷，是日晴旭舒空，金风送爽，天气和宜，殊与运动为适。上午七时提前为本校全体樶影毕，八时奏乐开会……”。运动会的最后一项是甘肃省城人士前所未见的足球比赛，比赛结束后“各长官及来宾均先后散归，复由两湖清真两校全体学生军乐绕场表示庆贺，而本校全体会员、运动员亦相率齐集会场。鼓其余兴，舞旗脱帽，三呼万岁。遂闭会……观者咸谓陇上第一次创举，殊为难得”。

                                考察欧美教育

父亲在担任省立一中校长三年后，于民国八年（1919)11月25 日参加北京政府教育部组织的欧美教育考察团，经日本去西欧北美考察教育。考察团一行12人，同行者有甘肃省政府教育科科长王天柱，以及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家袁希涛、张彭春、邹楫、任诚、陈宝泉、金曾诚、谈锡恩、刘文辂、章钦亮、杨若堃等人。发起组团考察欧美教育的是代范源濂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教育部次长袁希涛。袁希涛字观澜，“五四”运动时主持教育部部务，曾来往周旋于北京政府与北京大学师生之间，在蔡元培挂冠离京后，他也辞去代总长职。盖袁希涛于民元由江苏至北京任职于教育部，系应蔡元培之召也。

欧美教育考察团筹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当时教育界人士都有学习欧美教育的迫切愿望。而清末以来的所谓“西式”教育，绝大部分是模仿日本教育而来。世界大战的结束，使直接学习欧美教育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个考察团是民国成立后，首次由教育行政部门正式组织中国教育界人士出访欧美。对于父亲来说，欧美之行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观念进一步趋于现代化。

在“柯立芝总统号”客轮经过日本横渡太平洋的时候遇到大风暴，旅客全都晕船。父亲却安之若素，照常在船上活动。在风暴的日子里，父亲按时到餐厅用餐。另一位按时到餐厅用餐的人是这艘客轮的船长，他俩在空荡荡的餐厅里互相微笑点头致意。这使从未走出国门的父亲，对进入异国他乡有了充分的自信。

考察团的活动从美国西海岸开始，他们到旧金山、洛杉叽、西雅图、堪萨斯、圣路易斯、孟菲斯、芝加哥，再到东海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费城和底特律。袁希涛和父亲都是对旅行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他们在国内就给自己装备了手杖、望远镜、指南针、背囊之类的东西，登山涉水，自得其乐。一到美国，便开足马力，同行的人中体力不佳者，不免疲惫难耐。但这恰合父亲的志趣，在他的一生中，每到旅行时，必然精神抖擞。在美国，他不但遍历全美各著名大学，全神贯注地了解那里的教育状况，他对美国的工农业，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考察。从“煤油大王”洛克非勒，到芝加哥“宰牲厂”流水线旁的工人，他都给予了关注，仔细体味他们对这批中国来客所说的一切。美国各地考察结束后，由纽约上船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在英国主要考察了伦敦、牛津、剑桥，再去伯明翰、曼彻斯坦、爱丁堡和爱尔兰的都柏林。同行的王天柱在伦敦生病，住进医院，父亲与考察团诸人乘船穿越英吉利海峡去法国。

法国的文化和教育丰富多采，使中国的教育家们感到应接不暇。 光是巴黎的宫室建筑和各个博物馆，就让他们目眩心惊。在法国考察的后期，他接到驻英使馆的电报，王天柱要在伦敦作手术。父亲返回伦敦，每天从旅馆去医院照顾病人。（王天柱字任之，甘肃陇西人，时主持甘肃省的教育行政工作。考察团返国时，他留在伦敦医院养病，考察团回到国内之后，接到他在伦敦医院病逝的消息。）此际考察团则继续往德、奥、意诸国考察。后来考察团在伦敦集合，决定取消去俄国的计划，因为当时的俄国因发生十月革命，尚处于混乱状态。他们仍然从海道返国。到北京后，由教育部安排，父亲代表考察团向北京各学校的校长、教师作欧美教育现状的报告。并应北京教育界要求，将此报告整理为文件刊印散发。

 考察欧美教育归来后，父亲的教育思想更趋开放，并进一步形成他自己的一套教育主张。如对社会教育和社会文化设施的重视，对妇女教育权利的维护，对体育运动和体育设施的积极开展和建设等等，这都与他欧美之行有关。省教育会的楼房，就是按照父亲所提供的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的建筑图样所建造。

在家里，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送大哥去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读书。大哥从清华毕业后，便赴美留学。而父亲从欧美给家里带回来的不是任何新奇的日用物品，而是大量书籍、资料和图片画册。书籍资料都送给省立一中和兰州的图书馆，留给孩子们的是那些图片、画册和幻灯片。它们成为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基本启蒙读物。对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以及生活理想、审美趣味的形成，造成深远的影响。

                             父亲从学校到政坛

 民国十一年（1922）林锡光从北京往兰州接任甘肃省长，行前询问北京政治、教育界人士，请其绍介甘肃才俊。范源濂等人均力荐父亲，谓其人品学识均堪重任。林锡光到兰州后，遂邀请父亲帮助处理省政府日常工作，拟请父亲担任省政府秘书长。此顷由于北洋政府财政问题，拖欠各省教育经费，酿成各地教工罢教和学生学潮。甘肃省内各学校教师薪水、学生津贴也拖欠甚久，父亲四出奔走而无着，遂向省政府递上辞呈。由此离开学校担任省政府秘书长职务。

民国十二年，林锡光受军界排挤，甘肃省督军陆洪涛调父亲任代理狄道县县长。从省政府秘书长到县长，这当然是一种贬抑。而临洮当地青年文士对这一任命大感欣喜，力促父亲赴任，以改变临洮政治、文化、教育旧貌。狄道即今临洮、康乐等县所辖地，与省会兰州一岭之隔，是省内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方。但民国成立虽已十载，地方吏制仍极落后，内地县政府弥漫着晚清遗留的陈腐习气。当时已经到清华学堂读书的大哥，听说父亲要去狄道做县长，赶紧从北京写信来，提醒父亲不能沿袭旧的“县大人”那一套。他在信上讨论了父亲的出行：“千万不要坐轿，但也不宜步行，最好还是骑马。”

 父亲以他研习西方法律政治的心得和考察欧美教育、文化的体会，力图改变当地政治文化面貌，但他在任仅一年，再加甘肃省的整体环境，不容许他有大的作为。但这一任县长使临洮县士绅看到了一种新的地方官形象。这种新形象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偏离了“父母官”的传统，而对向往新文化的人们则是一种鼓励。早在父亲到临洮之前好多年就已经在那一带传教的艾牧师，是一个美国人。他对甘肃狄道、洮州一带的风土民情十分熟悉，对历任地方官的作为也十分熟悉。艾牧师对父亲这样一个新县长的处事风格非常欣赏，他逐渐成为父亲的朋友，并且把交情传递到他的儿子艾名世。当地老百姓把这个年轻人叫做小艾牧师，40年代，艾名世成为美国外交官，曾于抗战胜利后偕夫人专程到兰州看望父母亲，用纯正的狄道话回忆二十年前狄道县城的生活，并请母亲为他做幼年时常吃的“散饭”和“搅团”。

父母亲去狄道时，随同前往的是大姐水天真和三叔的长女水天竞，天竞是年龄仅次于大哥水天同的女孩，在家里都叫她“大姐姐”。到狄道以后，母亲带领两个女孩识字读书。狄道县城里没有什么可以游玩的去处，闲暇时，常常参阅天虚我生编撰的《家庭常识》制作各种新鲜食品，还以绘画自娱。母亲没有学过画，但她有一种绘画的天赋，信手画来，便粗具形神。她给两个女孩画各种花鸟虫鱼，当地的一些妇女还请她描画刺绣图样，她也是不依摹本，一挥而就。

 民国十二年（1923），北洋政府准备制订宪法，通令各省军政、民政首长各举荐国宪起草委员一人，甘肃省长林锡光以父亲出身于京师法政学堂，又有辛亥革命活动之背景，遂电荐父亲为地方民政官员推举的国宪起草委员。父亲离开狄道，从八月初到年底，在北京参加宪法起草工作。由于段祺瑞等人的本意不在宪法，委员们只能草草了事，提出《中华民国宪法案》上交政府并通电全国。在这次起草宪法过程中，父亲与冀贡泉、江庸、章士钊、余绍宋、马邻翼等人共事，冀贡泉、余绍宋、马邻翼等人成为交往多年的友人。冀贡泉之子冀朝铸是大哥天同留美时的同学，四十年代末，他曾来煦园看望父亲和大哥。

民国十四年（1925），陆洪涛等北洋势力离开甘肃，冯玉祥所属“国民军”进驻兰州，父亲出任甘肃省自治筹备处处长，并担任市政筹备处总办。后来“国民军”与国民党系统争夺控制权，竞发展到两方各任命和支持一个省主席。在这种形势下，父亲寄以热望的平民政治理想，完全得不到实现的机会。

民国十五年（1926）4月14日，父母亲的次子天明出生；民国十七年（1928）12月25日，三子天浩出生。

 民国十八年（1929）至民国二十一年，经甘肃省代理督办刘郁芬和省长薛笃弼推荐，父亲到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任职。父亲对当时甘肃政局的混乱和军阀派系的争斗厌恶已极，便欣然离开甘肃，到文官处任参事，同事有甘肃天水的王汝翼、绥远库仲英、吴兴沈伯棠等人。其间由安徽省政府主席马福祥向文官处借调，任安徽省政府代理秘书长一年。

马福祥与父亲在辛亥年间的交往，使他在遇到复杂政治问题时，总要找父亲出主意。他以一个来自西北的军人而主持东南一省的省政，觉得无从入手，父亲只好离开南京去安徽。马福祥稍事安排后便离皖去南京，父亲代他处理省内政务。当时安徽省会在安庆，父亲在安庆的一年是非常忙碌的一年，而留给他自己的记忆是参与规划黄山建设和“安园谈鬼”。黄山是父亲最赞赏也最熟悉的名山，他还在黄山脚下风景佳胜处购置了一块土地，曾作结庐黄山终老于斯之想。

    安庆酷暑，夏夜常与同事挥扇驱蚊说狐谈鬼于省政府中之“安园”，自夏至秋，积累了大量有趣的故事。随同父亲到安徽的张心斋、陈树楷（陈端卿）和警卫晏学海曾建议写出一本辑录这些故事的书，父亲已经拟定书名《安园谈鬼录》。终因政务繁忙而未能如愿。

在南京的这一阶段，父亲兼任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为争取政府对甘肃灾区的救助奔走呼号，尽心竭力。他与许世英、朱庆澜、王震的交谊即始于此时。民国十九年（1930）年底，冯玉祥、阎锡山在与蒋介石的争权内战中失败，冯系“国民军”势力退出甘肃。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父亲被任命为甘肃教育厅厅长，因文官处工作未了结，又加甘肃地方军阀叛乱（即发生于1931年8月25日的“雷马事变”中马鸿宾被扣押）而未到任。

民国二十年，母亲陪伴祖母，携带天明、天浩乘马车去西安。途中在彬县、永寿附近遭陕西兵匪拦路抢劫，幸好没有受到伤害。到西安后与父亲会合，住南院门大车家巷。二十年（1931）八月，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父亲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始正式接任。此前由三叔水楠代理教育厅长职务半年。1932年初，父亲在西安与从南京来的邵力子等人会合，乘汽车沿修通不久的西兰公路西行。陇上高天厚土，给第一次到甘肃的邵力子等人以极深印象。汽车在华家岭上盘旋半日而不见下山，邵力子问还要走多少山路，父亲答以“绕梁三日”！使邵力子大惊。

                               煦园的初建和父亲早期的交游

 对花草树木和山林泉石的眷爱，大概是父亲与生具来的禀性。他自己回忆为什么会在营造花园方面花那么大的精力，一直追溯到幼年在私塾读书的日子。位于兰州南关“茶务公馆”的学馆墙外有几株蜀葵花，父亲常常隔着短墙张望，到蜀葵盛开时，父亲趴上墙头伸手去采摘，被主人看见大喝一声，父亲惊慌中从墙头摔下。从此他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种出一些会开花会结果的草木来。另一方面，他从幼年时，每当由城里去五泉山游玩，一出南城，看到开花的果树和渠水灌溉的菜地，就有难以名状的畅快。他到省立一中担任校长以后，便在离学校不远的颜家沟买下半亩菜地，修建了房屋，作为外祖母养老的地方。闲暇时，他也可以和母亲孩子在此休憩，时为民国六年前后。这些房子位于以后煦园的西北一隅，以后渐次向东向南扩展，到民国十八年父亲离兰去南京工作时，煦园已经扩展到后来的规模，最初的房子被叫做“前院子”。

那时颜家沟只有不多的民房建立在小水渠边上，四面都是大片的菜地。父亲保留了原先生长的果树，又四处物色花木，他经常随手提来一棵树苗，一丛不知名目的草花。就这样聚集成郁郁葱葱的园林。1933至1934年之间，父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从新关昙云巷迁居颜家沟。四个孩子是大姐天真、二哥天明、三哥天浩和姐姐天长，大哥那时已经离开兰州在外面求学。民国二十一年（1932）“双十节”，天长出生于昙云巷。自天长以下，几个子女都是在颜家沟的煦园出生的。天中生于1935年1月3日，天达生于1937年4月1日，天光生于1939年，天行生于1941年8月16日。

大姐天真是子女中最先到煦园来住的一个，早在父母都还在新关居住的时候，她就常从新关来到颜家沟，陪伴外祖母。并在扩建煦园的过程中办理许多杂事。天真姐是一个美丽而且开朗的姑娘，对人亲善和蔼，又能说会道，很快就赢得附近居民的好感。她到哪儿，哪儿就增加许多欢快的气氛。那时她在兰州女子师范读书，极其偶然地感染了伤寒，被庸医误诊，竞不治而逝。她的同学和邻居都无法接受她突然死去这一事实，两三天之前，大家还看到她的笑脸，听到她欢快的声音！园里的花木有几种不同的来历，最早的花木当然是那些在建园之前就已经有了的梨、杏、苹果和槐树、柳树；接着是父亲从兰州几处园林移栽的竹子、牡丹、芍药、 玉簪和萱草之类的花木；后来父母亲从更远的地方引进兰州本地少见的草木，既有南方的荷花、梅花和玉兰，也有来自兰州、榆中南山深处的松杉、野生樱桃和一些不知名的果木，还有父亲、大哥从美国带来和天主堂德国修女赠送的异国花草。来自南方的荷、梅、玉兰未能度过兰州的严寒，而梨、苹果、云杉、竹子、牡丹和葡萄却越来越茂盛，成为煦园花木景观的主体。那些来自深山野岭和大洋彼岸的花木，也在煦园落地生根，它们奇特的枝叶花果，常常引来客人的惊奇和赞赏。而野生的樱桃却一年一度地使孩子们寄予厚望，然后空欢喜一场。因为它们在开出繁密的花，结上繁密的小果子之后，总是脱落得一干二净。

三十年代的煦园没有多少屋宇亭榭，开挖池塘的土石堆成高台，在台上建起了一座敞亮的厅子。刘晓岚先生对此大为赞赏，他还约定建成之日来此小酌。后来它被命名为“寥天一室”，而我们叫作“上厅子”。那时园中的树木都还比较低小，附近又没有什么房屋，从园中任何角度都能清楚地看到霞卷云舒的巍巍南山。在月夜或者雨雪初霁时，皋兰山似乎就在松竹桃李之间。

父亲从北京回到兰州以后，在教学、政事之余与当时活跃于省会的文士往还甚密。这些朋友有两种不同的背景，一些是原先在科举考试、文高等学堂时期的朋友，如汪剑平、范振绪等。另一些是辛亥以后，由东南各地到甘肃工作的文人。这两种不同的文人对父亲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甘肃省内与父亲年辈相仿的文人聚会时，曾以《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性格、趣味为范型来品藻人物。他们将陇上文人一一比附红楼人物，以史湘云喻比父亲，其原由之一是父亲对当时省内文人间之的勾心斗角，持不闻不问态度。这一喻含人格评价的文字游戏以《石头题名录》为题，曾刊载于当时的一本杂志上。

父亲的另一些朋友，即由外地来兰州的文人，如蔡大愚、许承尧、蔡秋浦、黎丹、林子豫等。他们较父亲年长，闲时聚会饮酒论文议政，对父亲的印象与本省文人不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许承尧，许承尧名际唐，安徽歙县人，长父亲十岁，光绪甲辰科进士，后为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民初随张广建到兰州，先后任省政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山道尹、渭川道尹等职。他在诗文中多次以庄周自况，而喻父亲为惠施。如1921年他从北京寄诗汪剑平，有“梦外皋兰意久孤……据梧坐想惠生癯”等句，并自注，惠生“谓水楚琴”。这是由于他觉得父亲才华颖异，但“日以其知与人之辩”，“不辞而应，不虑而对”，显然与他那一代文人有不同的追求。同时，父亲又是可以与他对谈，可以相为阐发的人物。他离开父亲，觉得缺少了一个可以在相互论辩中展开他的学术思想、经世抱负的对象。大有“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的感慨。由此也可以想见父亲当年喜欢论辩，擅于言词的气度。1934年，父亲去南方时，专程去歙县看望许承尧，先生惊喜之余感慨万端，赋《喜水楚琴见过四首》：

        廿载金城旧酒徒，五千里外过门呼。掀髯乍见翻疑误，执手相看各略癯。

        尚有仰天逃影地，且容温梦依灯娱。哀存叹逝浑闲事，莫损欢情付薄吁。

        皋兰风物倘重看，愿假飞艑得往还。挈盉香横花外路，题襟墨湿画中山。

        风云放手须臾尽，歌哭湔心强半删。剩有难忘故人意，瓦盆弦索对酡颜。

        怜君西上望河楼，关外冥冥万里秋。自昔化猿多涕泪，只今去雁久沉浮。

        冲冠一夕闻边事，借箸何人惜胜流？太息昆仑张宴罢，可知阴壑有潜虬！

        度碛风砂郁不开，匆匆投笔去重回。难寻星宿真源水，误拾昆明未劫灰。

        龙战竟逢天地否，鼠偷空为汉唐哀。荒荒大道余髡柳，终拟湘阴是将才。

诗中抒发了故人相见的惊喜，对昔日旧游的追忆和早逝友人的悼念，又有他对国事边情的忧虑。许承尧对民初政事的态度，与革命党人自不相同。但他的学识修养和诗文境界，在陇上文人中少有其俦。

后来父亲请范振绪先生以许承尧诗意画成《黄山访旧图》，悬挂在他的书房里。范振绪字禹勤，甘肃靖远人，光绪进士，是甘肃著名画家，山水师四王。他曾给父亲画了许多山水画，和父亲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他去世。

父亲的朋友中有不少以书画闻名于世，王震、姚华、余绍宋、张大千、于右任等人，都是当代著名书画家。其中关系最深的当然是于右任，他到兰州必来我们家，让妈妈为他做西北口味的简单饭食。他每一次来家，我们都注意看他穿的黑布鞋和白粗布袜子。妈妈说，那是他的夫人给他做的。于右任给父亲写了许多字，煦园几处亭堂的匾额就是他的手笔，他送给父亲一幅他写的僧显忠诗：“竹篱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竟日无人到，只有春风为扫门。”父亲很欣赏于右任写的这个条幅，也喜欢这首诗的意境，这个条幅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此外，还有一些并非书法家的人物也曾给父亲送过他们的墨迹，如章太炎、胡适、戴传贤等，章太炎的横幅“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是他遭禁闭之际，父亲去探望时所书。这个特殊背景使父亲异常珍重这件墨迹，一直挂在书柜上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章太炎的这幅墨迹与所有的书画卷轴一同被兰州一中的红卫兵所抄走，从此下落不明。

 煦园建成不久，颜家沟修建了几幢洋式楼房。它们分别属于东北军将领于学忠、苏联驻兰州总领事馆和王兴周公馆（原属中德合营的欧亚航空公司）。西面的苏联领事馆是我们的近邻，父亲又是甘肃中苏文化协会的会长，苏联领事馆的男女官员便成为煦园的常客。在颜家沟的东面，离煦园约半里路的地方，是兰州的天主堂。它属于梵蒂岗所辖的兰州教区，那里的神父和修女大多是德国人。他们与父母亲，与煦园的孩子们也有很多来往。东西邻居使安静的煦园有了一些“国际”色彩，每到年终，父亲应邀参加十月革命节的纪念活动，到晚上全家去看苏联电影。而在圣诞节前后，母亲必然带我们去德国修母那里，用闪闪发光的茶具慢慢地喝咖啡，吃她们自己烘烤的有着浓厚奶油和肉桂味的点心，看年轻的修女们表演的圣诞歌剧。两种代表着不同生活情调与理想的环境，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新奇的内容。

抗日战争开始后，兰州从偏远闭塞的城市一变而成政治、军事、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许多远隔天涯的友人纷纷来到兰州看望父亲。于是煦园不再寂寞，妈妈只能在各色来客散去，孩子们先后入睡之后，在廊下椅上面对晚风中的花木，享受片刻她所珍重的清静空阔。

                            从甘肃省教育厅到甘宁青考铨处

父亲担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职务，是从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开始。民国二十一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贺耀祖丶孙蔚如丶马鸿宾丶邓宝珊丶林竞丶谭克敏丶刘汝番丶水梓为省政府委员，父亲兼教育厅长。当时甘肃省刚走出连年灾荒战祸，经济、文化建设经费捉襟见肘。全省财政年收入在800万至1000万元，1934年教育经费62万元，1935年教育经费预算90余万元，约占全省财政预算的7％左右。教育厅长月薪200元，比东南沿海各省为低（当时兰州实验小学校长月薪为50元左右）。民国21年访问西北的“女飞行家”林鹏侠记载：“访教育厅长水梓先生……水氏此次来长教厅，满欲一展抱负，奈因兹环境，有怀才莫施之感”。女飞行家的这种感觉主要来自父亲名望与她所见到的甘肃经济文化条件之间的反差。实际上父亲并没有因为环境条件的恶劣而袖手不前，他从全省各地学校调集了一个“内行”的工作班子，秘书主任高文蔚，秘书曹英、杨国桢，一、二、三科科长薛达、苏珍、萧椒石，这几位原先都是工作优异的校长或教师，既有传统文化基础，又接受了新式教育观念，有的曾在国外留学。在文化观念上的接近和对当地教育实际状况的熟悉，使他们在私人情感和工作上都十分协调。

为了改变偏远地区轻视教育的现状，教育厅提请省政府嘉奖全省办学得力的县长，以取得地方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支持。继而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缩小与东南先进省份的差距，一步步推行新的制度和办法。这些办法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当时却无不需要做大量说服、争取、监督工作，方得实行。如推行全国统一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发展女子教育；推行注音符号；延长暑假，缩短寒假，改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中等学校停办四二制，改行三三制；按照教育部安排，进行中小学校会考；筹办甘肃学院医科及附设医院，并征得建设厅厅长同意，将雁灘荒地全部拨给甘肃学院管理，作农医两科学生实习之用；订立甘肃省国外留学章程和公费留学生名额划分方案，改个人投考后再行申请公费为按照实际需要划分公费留学名额；建立甘肃省科学教育馆，延聘科技专门人才开展普及科学技术教育；在全省各县普遍建立民众教育馆；由省政府拨付专款，解决外地求学甘肃学生的旅费等等。

他为甘肃省工业会议的题词：“神禹往矣，考工失传，货弃于地，国计维艰。科学技术，借石他山，群起建设，力能回天。”这既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清醒估价，也表现出他在发展科学技术上的积极态度。

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部门，除了主管教育之外，同时负责管理体育、文化、艺术、出版事业。父亲担任教育厅长时期，对开展体育活动、重视艺术教育和保存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文物方面着力甚多。

学校体育是父亲一贯重视的项目，民国七年，省立一中成立五周年时，他主持举办了纪念校庆体育运动会，这次运动会不但是甘肃省学校运动会之始，也是甘肃省第一次举办体育运动会。在教育厅长任内，他主持订立了省垣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章程，设立了甘肃省体育委员会，兼任筹备主任。全省各地区举办运动会，均聘请他担任名誉会长。而一年一度的“省垣中等以上各校联合运动会”后来发展为全省运动会，成为当年兰州的一大盛事。除了促进全省学校体育活动之外，父亲注意选派运动员参加省外运动会。1933年甘肃各校选出的运动员参加西北运动会载誉归来，省教育厅安排将获得奖品在省民众教育馆陈列，并组织省垣各校师生列队前往参观。这些都是甘肃省体育运动历史上的首创之举。为了开辟符合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地，在几经周折后终于取得省政府支持，在皋兰山下红山根建立了一个有400米跑道、标准足球场和观众看台的运动场，1935年红山根运动场落成，成为当时西北各省唯一符合规格的田径和足球比赛场地。运动场落成之后，省教育厅还为这个运动场争得常年管理维护经费。红山根运动场从建成到五十年代后期，一直是举行甘肃省运动会的场所。在兰州新建了七里河体育场之后，红山根运动场保留至今，成为兰州市体委的训练场地。

1934年，甘肃省教育厅向全省教育部门发出“研究改进艺术教育”的通令，通令指出“各县对于艺术教育墨守旧章，殊少改进”，要求以新的艺术教育思想充实和促进学校艺术教育。在选派往外地求学名额中，艺术专业亦得占居其中一项。

为保护文物古迹，教育厅会同民政厅两度调查兰州市名胜古迹古物，将清乾隆以前建筑、塑像、壁画登记列表，明确保管者，并订立了《甘肃省兰州市名胜古迹古物保护办法》。从当时兰州寺庙塑像壁画调查状况看，市内普照寺（大佛寺）为唐贞观中敕建，明永乐年间重修，当时已为中山市场占用，但寺庙建筑尚保存完好，塑像壁画均甚精美。城中鼓楼西庄严寺为民众教育馆占用，寺内壁画、塑像、匾书共称“三绝”，民间相传壁画为吴道子手笔，调查报告认为出自“宋元高手”。城西金天观为明代肃藩所建，其中浑元阁内贴金塑像最为精美。这些文物古迹先毁于日本空军的大轰炸，而父亲的后任则发出通知，命令在寺庙内办学的学校应将佛道塑像一概拆除。残留的寺庙建筑，在五十年代之后陆续拆毁，今天已经荡然无存。

父亲的教育厅工作，是1931年8月任命，1932年5月就职。从他被任命到辞职，甘肃省换了几届主席，即马鸿宾、邓宝珊、邵力子、朱绍良、于学忠和朱绍良。他实际任职是在邵力子和朱绍良时期。在省政府交接之际，他几次正式提出辞职，几次被“慰留”。1935年末，东北军进入甘肃，父亲再次请辞，于1936年获准离开教育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