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这篇文章中的人物李千子的原型。那时他还是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可是现在他已经是这般模样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和他的哥哥光棍俩度日，今年初，他的哥哥去世了。他现在又得了肝病，没什么人愿意近他的跟前，他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他坐在自家的墙脚跟，孤独地看着过往的行人。我提出给他拍照，他打着手势，看样子像是拒绝，可脸上还溢满了笑意。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春天来了，大地吹起暖风，田间的麦苗也返青了，因为缺少足够的养分，青一块黄一块的。
　　小村坐落在沐河岸边，河道里冰块融化，顺水向下游流去，有时碰在一起，嘎吱嘎吱地直响。
　　站在河滩向村里望去，家家户户的麦桔屋顶上因风吹日晒雨淋，由黄色变成灰色，灰灰的一片，死气沉沉的。
　　几只麻雀在屋顶上唧唧地叫着，跳着，不时的把头插进屋草里找食吃。
　　“嘟嘟嘟，嘟嘟嘟……”急促的哨声在大街小巷撞来撞去，“一队的社员们听着，今日上午在家前坟场开会，选队长。开会了，开会了，去家前坟场开会了——”这是大队副队长陈全在吹哨子召集会议，他身穿青布大衿袄，青布大腰棉裤，脚穿手工做的窄口布鞋，这会儿，他在第一生产队集居巷子里窜来窜去，两腮鼓着气，急急地吹着哨子。
　　社员们陆陆续续地走出家门。男女老少都穿着青一色粗布棉袄棉裤，揣着手，敞着怀，“你吃了”“我吃了”地向坟场走去。
　　人民公社时期，我村大队共分四个生产队，我家属于第一生产队。原是我家小叔东洼当生产队长。因为去年秋季分地瓜时，社员陈良对自家分的地瓜不满意，嫌个儿小，当面把我小叔骂了一顿，回家后又骂了三天街。东洼小叔为人心眼实，嘴笨，不会说，只会歪着头生闷气，社员们都叫他“歪头泵”。小叔自己在心里憋了几天后，找到大队长撂下一句话：“我不干了。”回头就走了。因冬天没什么农活，没再选举新队长。
　　现在春天来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切农活需要谱排。因此，大队决定在今天选队长。
　　坟场上，社员们都到齐了，有的坐在坟子坡下，有的蹲在树底下，有的靠在柴垛边，有的倚在墙根下。男人们手里拿着旱烟袋，滋滋地吸着烟，吸一口，吸到肺里去，又从口腔和鼻腔双管齐下地吐出来，整个会场上笼罩着呛人的劣质烟味。女人们则站在外围，揣着手，缩着脖子，巴眼望眼的看着会场，有的在小声的议论着。
　　“老少爷们都听着，现在开会了，”副大队长陈全呼地站起来，三大扇帽子因没系好，两个大耳子乍煞着，一呼扇一呼扇地。他一手拿着烟袋，一手打着手势，“咱们今天要选队长，大伙寻思寻思，现在呀，我们要选那些能干活的，能把队里管起来的人。都是一个庄的人，谁行谁不行，大家伙都了解，想好了，写个纸条，不会写字的，你说着，让别人帮着写。”
　　会场上一阵忙乱，就像开了一锅粥。有的找笔，有的要纸，有的满场子里扫视着，好像在找一块神奇的金元宝似的，这块元宝能给大家财运和福气。李千子坐在一块砖头上，低着头，闷闷地想着什么。唐玉珠则满会场子里转，同这个说上句，跟那个说上句，不知在嘱咐着什么。
　　开始计票了，一块瓦盆底子挂在一棵大槐树上，大队会计唱着票：唐玉珠，李千子，李千子，唐玉珠……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盆底上，此时此刻，这瓦盆底就是人的希望啊。
　　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几个孩子在场周围追逐着，村内传来公鸡悠长的叫声和狗的不急不慢的吠声。
　　结果出来了，唐玉珠３２票，李千子３６票。
　　他们二人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也都是单身汉。唐玉珠原本一家七口人，父母健在，大哥因家穷闯了东北，回来后得了一种怪病，身体干瘦，不治身亡。现在兄弟姐妹四人，二男二女，都未婚。玉珠在这次选举中表现最积极，他想当上了生产队长，最起码自己的地位提高了，别的不说，也好找上个媳妇，这几天，他走东家，串西家，寻求大家伙对自己的支持。李千子呢，一家三口，父亲在解放前被活活饿死，母子三人过日子，两条光棍汉出出进进，谁看着都上愁，什么时候能给他们找上个人口呀？唉！李千子为人厚道，万事不求人，无论大小的困难都自己去克服，也乐于帮人，不疼自己的力气，深得大家伙的信任。
投票结果出来，会场当场宣布，李千子票最高，是正队长，唐玉珠是副队长。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上工的哨子“吱吱”地吹起来了。一个声音高喊着：“上工了，车子队到刀把子地搬粪，其他的男女老少去北岭子锄麦地。快走了，上坡了，去晚了扣工分。”
　　好像不是李队长的声音，李千子是粗声大嗓，唐玉珠是尖声细嗓。我那时十四、五岁的年龄，家里人口多，我属老大，年龄虽小，也顶个整劳力用。听见哨声，我一骨碌爬起炕，三下五除二登上裤子，穿好褂子，提上鞋子，扛起锄头，揉着惺忪的眼睛，来到大街上。
　　人们都站在石碾旁，玉珠从胡同里急乎乎地出来了，嘴里含着哨子，两腮鼓得高高的，就像两个馒头贴在两腮上，脸憋得通红，吱吱地吹着，样子真像鼓噪的青蛙。
　　“哎，他怎么吹哨？”在我们那里，生产队召集干活，从来都是队长吹哨的。社员大庄不解地瞅着“小诸葛”问。
　　“小诸葛”五十岁上下，长脸，细眼，嘴唇薄，一看知道就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家原是雇家，父亲省吃俭用，想供备他上学读书，长大后外出做官，光宗耀祖。沐河的一场洪水，冲垮了他家的草屋，淤沙淹没了他家开垦的二亩荒地，也淹没了他的梦想。从此，他领着孩子走街串巷，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乞食的生活也丰富了孩子的见识，他也有一棵好奇心，稀奇古怪的事什么都问，慢慢成了无所不知的人，又好相个面、看个宅基地什么的，大家都称他“小诸葛”。
　　这回，“小诸葛”见有人问他，他翘起薄嘴唇，不紧不慢地说：“老弟，你这就有所不知了。那李千子虽然大家选了他当队长，但回家跟母亲一商议，母亲死活不让他干，说咱单门独户的，你父母死的早，你当队长得罪了人好吃呀，还打谱找个人口吧。李千子找到大队长，粗说谷子细说米的，书记最后只得答应商议商议。这玉珠知道后，找了副大队长，又找大队长，软磨硬揣。大队最后决定，让唐玉珠干正队长，李千子干副队长。这玉珠小子，胆量大，能说会道，还有一点，咱们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家姓唐呀，他干了队长，姓唐的能反对吗？只是……哈哈哈！”接着干咳了起来。
　　田野里，麦苗刚刚泛青，被风一吹，麦叶哆嗦起来，像害冷的娃子伸着小手拭探空中的温度。仔细看去，麦苗青一块黄一块的。有的地方断了垄，一截一截的，甚至形成一小撮，像是山羊胡子，在风中瑟缩着。
　　玉珠队长站在社员中间，把锄往土里一撞，挥动着手说：“大伙听着，咱今天锄麦子，每人一个畦子，要锄匀和，不要锄了麦苗，锄出了大坷垃要打碎，锄好了，加工分，锄不好，减工分，开始吧。”
　　于是每人排挨着一个畦子锄起来。
　　我力气小，锄得不快，大人们锄一会儿，拄着锄头说笑一会儿，有人干脆坐在田埂上歇息。我只能在别人休息的间隙里紧追慢跟，才勉强撵上别人，尽管浑身大汗淋漓，仍不敢怠慢，深一脚，浅一脚地干着。
　　再看玉珠队长，他两手握锄，弓着腰，把锄头往前一伸，用力向后一拉，再往前一退，荡碎坷垃，顺便钩到另一沟，拉回来。他有时直起腰，看看东，望望西。
　　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出工的人群，工地上，人头攒动，红旗飘飘。
别人休息，队长不休息，两三袋烟的工夫就锄完了一畦子。他走到副队长李千子跟前，只见副队长低着头，撅着腚，买力地向前锄着地，汗水淌在黑黝黝的脸上，油汪汪，光亮亮的。
　　玉珠队长说：“你领大伙干吧，我去刀把子地里看看。”说完就走了。
社员们望着队长远去的背影，你看看我，我瞅瞅你，目光呆呆的，锄地的劲头顿时松了下来，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摔到地上，怎么也蹦不起来了。
　　“歇息啦，歇息啦。”李千子破锣似的的嗓子喊着。人们轰地一下子来到地头，有坐地沟的，有坐锄把的，有的干脆脱了鞋子坐在上面的。张家长李家短地拉起呱来。一坐就是小半天。
　　看看将近晌午，李千子说：“咱们再干会儿吧。”大家慢腾腾地干起来。锄完一畦子，收工了。
　　玉珠队长一直没有回来，是李千子记的工分。
五月天气，热风袭人，麦浪滚滚，俗话说，“麦熟三晌”，热嘟嘟的南风就像魔术师，几天内把小麦染得焦黄，三夏大忙季节到了。
　　“嘟嘟都——”天不亮，鸡叫声刚刚停息，刺耳的哨子声就响起来了。“上坡了，上坡了，到薄岭子地去割麦子，出工了。”是玉珠队长的尖细的叫声。
我懒洋洋地起了床，尾随社员来到田间地头，玉珠队长早站在哪里了，他扎煞着手，招呼着说：“大家伙都过来，我先说两句。今天呀，生产班子商议着，开始割麦子。先割薄岭子这一块，沙土地，漏水，熟得早。割的时候，不要割高了麦根子，麦个子不要捆得太大，打麦子的时候好拿。昨天，我到公社里去开会，三夏大忙季节，要抢收抢种，做到颗粒归仓……”　　　　　　　　　　　　　　　　我站在那里，目光注视着队长，新剃的洋头，头发向一边倒着，头型像个火镰，脸又细又长，大牙露在外面，像兔子牙。上身穿一件茧丝的褂子，微微泛着淡黄色。看得出，布的质量较差，粗线一根一根的，凸出出来，像一道道地瓜沟。随着他手的上下左右摆动，褂子哆哆嗦嗦的，非常惹眼。
　　“公社里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可能还要搞破坏，再说，天气也多变，广播喇叭上预报，最近几天可能有暴风雨，我们要虎口夺粮啊。下面，分工干吧，我到南坡地里去看看，李千子，你带领大家干吧。”完说，倒背着手，拿着一把镰刀，悠悠荡荡地走了。
　　社员们看着队长远去的背影，有气无力地干起来。
　　李千子领着社员，割倒了薄岭子地，割刀把子地，割倒了刀把子地割耷拉头子地，麦子算是割了，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了，走不上溜了。
　　玉珠队长有时也转到我们的工地看几眼，催促说“快干快干，公社就要下来检查了。”既不同大家一起割麦，也不吆喝大家休息，撂下几句话就走。
　　队长走后，李千子用双手撑着两个膝盖慢慢地站起来，可怎么也站不直身子，看来腰累弯了。他猫着腰，两手做成喇叭状喊着：“歇息了，歇息了。”大家轰地一下子跑到地头，围着副队长，你一言，我一语地取笑他。
　　“李队长呀，你看咱玉珠队长简直就是脱产干部，你怎么不脱产呀，受这个洋罪。”
　　“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怎么腰都直不起来了。”
“唉，咱这苦日子到底几时是个头呀。”
　　这倒是一句实话，大家伙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
　　这时忽然一个社员想打破眼前的沉默，“嘿嘿”一声，不紧不慢地说：“李队长呀，你今年也老大不小了，几时吃你的喜糖呀？”
人们又哈哈大笑起来。
　　李千子的脸上好像漫过一层阴云，刷地阴了下来，笑声嘎然而止。
还是他自己打破了眼前这尴尬局面，嘴角往上一挑，生硬笑了一下，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几年前，因家里穷，说不上媳子，一气之下我闯了东北，在那边呆了二年，苦啊，不是人过的日子。东北也和咱这旮旯一样穷，到哪里去挣钱？只好硬着头皮给人做点活争碗饭吃。当地人怕咱抢了人家的饭碗，见外地人就往外撵啊，叫什么‘赶毛子’，我就是被他们赶回来的。在东北，我也听了一些故事，讲一个给大家听。说这一家子，两口结婚才几年，经常打仗，男的在外边做工，常常几个月不回家，女的在家呆不住了，养汉子，奸夫想杀死她男人，又怕担当杀人的罪名，奸夫奸妇二人密谋了好长时间，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于是，这间人家就闹起鬼来，每到夜间，家里就有两丈多高的白色妖怪出现。在外打工的男人听了，不信邪，想回家看看。他专门挑了个有月亮的晚上，回家到家里，推门来到院子里，忽地从墙根里冒出一个白妖，白妖慢慢地往上长，直到高过墙头。男人一看，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一跤跌倒，不省人事。几天以后，一命呜呼了。街坊邻居信以为真，夜晚不敢出门。这件事也就慢慢传开了。公社派出所知道后，认为这件事疑点很多，决定立案侦察……”
故事讲完，人们呆坐在那里，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嘟嘟嘟——”月亮还挂在树梢，队长又吹起了哨子：“大家伙听着，今天到场里去打麦子。上工了，快走了。”
　　打麦场上，柴油机“扑通扑通”的响着，那些青壮劳力站在滚式脱粒机前，每人穿一件破褂子，用软麦桔扎紧腰和袖子，有的也把脖子扎起来，头戴苇笠，双手卡住麦个子，在打谷机上反来复去地滚着，打谷机前漫天麦糠，麦粒嗖嗖地往下飞，打在人脸上生痛生痛的。我同几个小孩子负责抱麦秸，有时麦秸飞到滚子前面，我缩着头，像冒着枪林弹雨那样，急速地跑过去，抱起麦秸就往外跑，像如同在战场上抢救伤员似的。
　　玉珠队长不站滚子，他仍穿着土黄色的茧丝褂子，倒背着手，这里转转，那里看看，最后来到滚子前，看人们打麦子，他拾起一个麦秸，往里扒了扒，看了看，指着麦秸，这样比划，那样比划，又双手卡起麦秸，在空中反复转动着，看样子是告诉人们要求社员把麦子打干净一些，不要落下麦穗子。社员们继续打麦子，这回打得干净多了。队长三转两转就转出了打麦场。只有李千子站在滚子前同大家一块受罪。
　　为了节省时间，所有场上干活的都不回家吃饭，各人自带碗筷，在场上集体吃饭，这叫吃大锅饭。队长安排几个妇女在打谷场边树荫下，水沟边，安了两口锅，做了两锅绿豆面页子饭，美其名曰“绿豆棋子”。
　　开饭了，大家呼噜一声下了打谷机，找到自己的碗，敲得当当响。饭得自己舀，人们都围着饭锅争勺子。看到队长只舀了半碗，我很奇怪，莫非他不能吃饭，我终于争到了勺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舀上了一碗，靠在树根上，呼啦呼啦地吃起来。我刚吃了几口，队长就吃完了，急匆匆地又到锅边舀了尖尖的一大碗，这回才优哉游哉地吃起来，等我满头大汗地吃着，再去看锅里时，已经空空如也。这问身边的大人，队长为什么是那种吃法，他们告诉我，那是吃大锅饭的诀窍。
　　下午吃完饭后，队长站在树底下，打着手势对我们说：“今晚上继续夜战，谁也不能回家睡觉。”
　　夜晚，气灯底下，人影憧憧，打麦的打麦，扬场的扬场，就像蚂蚁搬家那样，杂而不乱地忙碌着，独不见了队长。
　　第二天早晨，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队长的哨子又响起来了：“上坡了，上坡了，都到场里打麦子。”
　　人们只得懒懒地起了床，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场里走去。
麦子是打下来了，公社要统计每个生产队的小麦亩产量，那个大队产量高，交的公粮多，就发给哪个大队先进红旗，大队把任务压给了生产队。
　　怎么能争上这个先进呢？要论亩产量，各生产队是席上滚了地下，差不了多少。怎么能提高亩产量呢？只能鸡蛋里找骨头。玉珠队长找到李千子商议：“咱今年亩产量一定要超过其他生产队，怎么办？我看是不是这样，把麦秸里剩余的麦穗捡出来，也计上分量，怎么样？”
　　李千子皱着眉头说：“这样也太残了吧，分到社员家去，每家捡个十斤八斤的，也好补补口粮呀。”
　　玉珠队长看着李千子，手里的纸筒烟递到嘴边，猛地吸了两口，烟头吧叽扔在地上，用脚一捻，吐了口唾沫，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就这样定了。”说完，扭头走了。
　　李千子站在那里，呆了半天。
　　队长亲自来找来几个年老的社员，称出１００斤麦秸，安排捡出麦穗，他又亲自称了分量，折合成麦子，算到每户的口粮里去了。
公社的表彰会上，队长领到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和奖状，奖状贴在生产部的屋墙上。每当出工，队长必定扛着红旗，插在田间地头，全村人都能看得到。
　　麦收后，大路南那块地种上了高粱。这年我初中毕业，考完高中，在家里等通知，没活干，队长安排我看这片高粱地。我从早到晚围着这块地转，遇到小孩子进地割草，就毫不客气的撵出去。为此也得罪了一些同伴好友，这就是割棵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片高粱长势喜人，长得粗粗壮壮的，叶面绿油油的，谁见了谁爱：“这高粱今年丰产了。”
　　高粱穗子上吐出白白嫩嫩的籽粒，引来了成群结队的麻雀。稍不注意，它们就贴在穗子上啄食高粱粒子。为了驱赶麻雀，我绕着高粱地乱转，又是喊，又是打的，哪里还顾不得吃饭？这是队里社员一年口粮呀，社员们要靠这些高粱来活命呀。因为，按照公社的惯例，秋粮多是粗粮，一般不交公粮，主要是留给社员做口粮。
　　秋种开始了，公社要的是秋种的进度，而这块高粱才刚刚上籽粒，水灵灵的，像是害羞的小姑娘的脸，可爱极了。
　　看样子，得有半个月左右才能熟透，其他队的进度很快，眼看就要抢在了我们队的前头，怎么办？还是为了那面但鲜艳的红旗和奖状，队长朝地上吐了口唾沫，下了命令：“砍！”
　　几个年老的社员急了，找到队长：“不能砍呀！去抢那个先进有什么用呀，当饭吃，还是能当衣穿？”
　　“公社不愿意！”
　　“公社也得让咱老百姓吃饭呀！再说，天这么热，再押下十天八天的种麦子也不晚呀！”
　　“不行，咱不能当落后，一定要争这个先进！”
　　“队长，这是我们一冬的口粮啊！”
　　“说砍就砍，不能拖！”
　　“……”
　　这回，队长亲自上阵了，他拿着小镢头，一畦子一畦子的朝前砍着，把社员们远远地拉在后面。几天的功夫，就把高粱砍倒了，耕地，整地，播种，终于抢在全大队的前头把小麦种上了。
　　队长又从公社里抱回了一面锦旗，郑重其事地把这个“秋种先进生产队”的荣誉挂在生产队办公室正面的墙上。
砍下来的高粱因为籽粒不饱满，全是秕子，不能当粮食，堆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高粱穗子切下来喂了牛。
　　因小麦种得太早，长势凶猛，眼看就要过苗，过苗冬至容易冻死。队长叫几个社员用碌碡来回压，终于盼来了霜雪天气。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玉珠队长干得红红火火，热心的人更给他张罗介绍对象，终于撮合成了一个。相亲那天，他剃了个洋头，上身穿着那件茧丝褂子，下身穿青色凡尼丁裤子，脚穿胶皮底鞋垫子。女方一看，竟相中了，几年以后，娶妻生子，成了一大家人家。
　　李千子队长二七、八的人了，也有给他说媳子的。但他家庭条件差，有人给他介绍了个不怎么精神的，李千子娘不愿意。从此，再无问津的了，成了一条名副其实地光棍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