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978年的高考，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2022年是1977级、1978级大学生毕业四十周年，谨以我自己的经历，记录那个时代的点滴。
一
在我十九岁之前，“上大学”这个词似乎只出现过一次。
大概是1966年，那年我八岁，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爷爷让我叫他哥哥。他是福建人，刚刚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爷爷指着他对我说：“以后，你也要上大学。”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仿佛上大学是人生必须要有的一段经历。然而人生的走向，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都读到高中了，我也没有上大学的“非分之想”，那时的我认为读高中是为“插队”做准备的。所谓“大学”，应该是高尔基《我的大学》那样的“社会大学”。
1975年底我高中毕业，来年3月到平谷插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两年后我将回城进工厂，做一个好工人。
这段历史看似久远，现在重新梳理，也是一桩趣事。
“文革”时，北京的“老三届”高中生、“新三届”初中生，绝大部分奔赴农村和边疆。此后的70届初中毕业生，多数留在了北京。那四年，根本没有高中可上。
1971年，北京开始恢复两年制高中，第一届称为“73届高中”。上高中是有条件的，各地的标准不一，分数只作为参考，北京的录取比例约是十取一。那时，好老师十分紧缺，但抽调好老师配置高中却很常见，所以那一届高中生的质量相当高。“74届高中”扩招，北京的录取比例约是五取一，师资力量尚可，但比上一届弱一些。
我是“75届高中”，有幸又不幸。有幸的是，这届高中生有政策上的扶持——除了少数初中毕业生去技校、农场或者插队，绝大多数都升入高中。我就读的地安门中学，1973年有十二个初中毕业班，升高中的有十个班。不幸的是，师资力量短缺的矛盾越发突出，“高中毕业生教高中”就是那时发生的事，所以这届高中生的质量是偏低的。可当时作为学生的我，近乎无知，自以为和往届的学长没什么不同。
如今回望，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也是一波三折。一开始确定的招生对象是应届生，但有专家说，这届学生的质量不高（指“77届高中”）。再三论证后，才让“老三届”在内的往届生参加高考。
这个决定，使我们这些原本没有报考资格的青年，有了“搭车考学”的希望。
二
1977年12月的一天，我坐在高考考场上，焦急地接过监考老师发的数学试卷。粗略浏览后，顿时血往上涌——坏了，尽管这些题我都似曾相识，但插队两年只是干农活，脑子已经洗白了。没复习，自然是这个结果。为什么不复习呢？
事情还需从头说起。得知高考要恢复，大家忙着翻找过去的课本，有些人聪明，去找以前的高考试卷。也不知是哪个村的知青，弄到一份“文革”前的高考数学试卷，我拿来一看，竟然一道题都不会。当时我就想，既然数学这么难，干脆放弃吧，时间紧张，还不如复习其他科目。
留给我复习的时间不足一个月，况且白天我还要下地干活，只能晚上看课本，印象中好像也没看几本；真的只是“看”，没有人指导，也不懂勾画重点，上考场前连一张试卷都没做过。填报志愿时，我不知天高地厚，报的三个志愿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系、考古系和历史系，放在今天看，此人的智商一定有问题。
这张数学试卷，我除了答出学得特别扎实的等腰三角形和一些代数题目，其他基本交了白卷，估计也就考了三十多分。
1977年高考是各省自主命题的，除了数学，其他科目我考得还可以。语文作文题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年我都在农村干活，有的写，至少不会跑题。语文考了七十多分，政治考了七十多分，史地考得最好，百分制考了九十七分，总分大概是二百七十分。
自觉考学无望之时，公社通知我参加体检——1977年北京高考文科的录取分数线是二百六十分，我的成绩过线了。但不知是考分太低还是填报志愿的问题，我的第一次高考，以落榜而告终。
1977年，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参加高考，其中有二十七万人圆了大学梦。
三
1978年的三、四月间，我正在村里干农活，突然接到母亲的来信，她告诉我地安门中学的毕业生可以参加学校开办的高考补习班，学校会派老师来讲课。我赶忙向村支书请假，当时村里不反对我们回城学习，爽快地答应了。
地安门中学的文科高考补习班一开始大约有二十人，没过多久，一些人或许觉得学着太吃力，主动退学，到后来只剩十几个人。班里有四人像我这样，过了分数线却没考上，被老师列为“种子选手”。
班主任是教历史的，姓田。补习班的时间短，只有三个月，所以老师串讲的速度很快，天天画重点，反复督促我们背题。
至于老师的水平，我感觉一般。那是恢复高考后校际间的第一次比拼，每所学校都希望拿出最好的成绩，而衡量成绩的标准是应届生的考分。将最好的师资用到应届生身上，应当是所有学校的选择，高考补习班，不过是对社会的爱心付出。
那时，我最喜欢的课是数学课，我只知道数学老师姓罗。
其实读高中那会儿我就认识罗老师了，当时他在校办工厂。罗老师个子高高，风度翩翩，浓眉毛，高鼻梁，一双大眼睛深陷在眼窝中，是那种笑起来真好看的类型。他待人和气有耐心，与一般工人的气质不同。后来我听说他是被下放到校办工厂的，正因如此，一直同他保持距离。
罗老师是大学数学系毕业，这在地安门中学里堪称凤毛麟角。虽然学校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恢复了罗老师的教职，或许因为曾经的身份，他只能教复读班。
罗老师的教学方法奇特，他一般连上两节课——第一节课做试卷，题量不大，但是“做不了”：有的题目似曾相识，有的题目根本没见过。“大眼瞪小眼”之后，试着思考，一节课就这么过去了。第二节课讲试卷，逐题讲完，下课时间也到了。我非常适应这套教学方法，几乎是教什么会什么，而且可以做到触类旁通，甚至学得很愉快、很来劲。一天，我对罗老师说：“能不能讲得再深入些？”罗老师笑了笑：“看1977年的试卷，这个程度足够了。”
那年夏天，母亲经常生病，去医院也没什么用，她只好自己想法子：不吃不喝，多睡觉，生扛过去。她睡觉时不能有灯光，不能有声音，我只好跑到胡同的路灯下试着看书。晚上总有一些人在路灯下打牌，看书看不进去，我干脆看人家打牌。
距离开考的时间越来越近，东城区组织了两次模拟考试，第一次考试的成绩我不记得了，第二次考试我的成绩不大理想，排到五名开外，田老师有点失望。
考试成绩下来的那一天，也是补习班结课的那一天。
田老师在下课前找了四位同学，让他们下课后跟着她走，估计是再单画一些重点，这四位同学里没有我。下课后，四位同学跟着田老师去办公室，一开始我们还一路同行，准备分道走时，田老师瞥了我一眼，淡淡地说：“你也来吧。”
在办公室里，田老师向我们再次强调“五四运动”等章节的重要性，反复叮嘱我们必须要背下来，可是我并不擅长背题。离开地安门中学，我坐上通往乡下的长途车，感觉底气反倒不足了。
四
我回村办好了准考证，得知考场在平谷一中。我们村距离平谷县城有八九里地，我没有手表，估摸着走一个多小时能赶到。早起吃过早饭，我步行前往考场。
平谷一中挺大，操场能容纳千人。竟然来了这么多考生啊，操场上人声鼎沸，每个人都是那么快乐。
1978年是全国统考，时间定在7月20日至7月22日，文科共有六门考试：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
政治我考得一般，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语文本该拿分的，却被一道三十分的缩写题难住了。那年的语文考试没有大作文，平时准备的写作素材用不上，缩写题连见都没见过，着实有点蒙。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当我从监考老师手中接过试卷，粗略浏览，为之一“振”。1977年高考拿到数学试卷时，我是一“震”，面对似曾相识的题却做不出来，那种感觉很绝望；1978年高考的数学试卷仍旧很难，对我来说，本该绝望的，但愉悦却也真实存在着——大部分文科生都怕数学，大家都难，才有机会。
有罗老师的“加持”，我将会做的题飞快做完，然后再做那些不大会的题；哪怕无解，也不交白卷。答卷时，我明显感到不仅是监考老师，从考场外来的老师也在我身旁长时间驻足，这似乎是好的信号。
我满怀喜悦走出考场，虽然数学成绩不会太高，但大家都不会高，应当算是考好了。当我看到周围的考生欢声笑语，似乎都考得很理想时，又有些困惑和不解。
在平谷插队的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享受是到县城吃肉饼。考完数学，我决定犒劳一下自己——下馆子，吃肉饼。
下午考历史。拿到试卷粗略浏览，暗喜，田老师压中的题没几道，一些题目似乎还“超纲”了。下笔千言，先写出来。有一道五分题是解答“孟良崮战役”，田老师从来没讲过，电影《红日》讲了，可惜我没看过。不知是从哪本书里看的，打的好像是国民党王牌的七十四师？就它了。
第三天上午考地理，正常发挥。下午考外语，拿到试卷后发蒙，ABCD的选择题我见都没见过；难题自不必说，那些选择题看上去似是而非，好像哪个答案都是对的，就碰运气吧。当年，外语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所以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走出考场，走出校门，兴奋、喜悦、紧张、困惑……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许多人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想了想，不能说差，也不能说好，估计成绩在一类线和二类线之间，一类是重点院校。
我的判断真准。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分数通知下来了，我的成绩经四舍五入后是三百六十一分。当年北京高考文科的二类线是三百四十分，一类线是三百六十分，我刚过一类线。
记得和几位知青去查分时，县高考办居然将试卷调出来让我们看。数学试卷上的某道推理题，我推了很长一段也没有得出结果，老师酌情给了几分；历史试卷上的那道“孟良崮战役”，老师给了三分。
县高考办的老师笑着对我说：“你的分数在平谷是文科前几名。”
查完分数，回村，继续干农活。
记得一天收工回宿舍，还未进门，一个女人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手里挥着一封信。她气喘吁吁地将信交给我。
原来是录取通知书！牛皮纸信封右下角是鲜明仿宋字体的“北京师范学院”。
本该欢欣鼓舞的，可我没有丝毫的兴奋，甚至还有一些气馁——虽然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却从没想过考到北京师范学院。填报志愿时，因为北京师范学院的招生人数多，故将其作为备选。
不过高考数学成绩让我为之自豪了许多年，据说那年文科数学的及格率是千分之二，我考了六十五分。我一位“老三届”高三的同班同学老刘，他当年高考考了四百二十七分，是北京的第七名，大学本可以随便挑，但他不希望再被分配到外地工作，所以一定要上北京的学校。那年老刘因故去世，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的数学成绩是一百分，我多年的自信瞬间被击垮——同是高中毕业，我学的是数学吗？可见我们和“老三届”的差距有多大。
至于教我数学的罗老师，三十年后竟然找到我，希望出版他祖父的书法图册。当时我正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的总编辑，一眼就认出了他，不过他已经忘记我了。我这才知道他的全名是罗怀祖，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甲骨文研究者罗振玉。
1978年，全国有六百一十万人参加高考，第一批录取二十九万人。几个月后扩招，北京的文理科录取分数线降至三百分，全国共有四十万人圆了大学梦。
这些参加高考的年轻学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故事。
来源：北京晚报 | 2022年04月23日
林阳（作家，书法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出版集团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