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数钱我数书

——记通州市“十佳藏书家”周玉甫老师

江苏通州市平潮高级中学   邵建新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周玉甫的藏书名闻遐迩，在通州市首届“新华书缘”杯“十佳藏书家”评比活动中，周老师荣膺“十佳藏书家”的光荣称号。通州电视台还特地做过他的专访。

自古以来，读书和藏书是“文人墨客”的雅趣和美德。走进周老师的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排列得整整齐齐的4张大书橱、一张竹藤大书架以及四壁上的名家书画，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周老师爱书如命，嗜书成癖。凡是他所钟情的书籍， 他都是不遗余力，宁可省吃俭用，甚至饿着肚皮也得买回来。三年困难时期，痛失双亲的他生活拮据，靠变卖母亲的嫁妆，最后不得已卖掉两间住房，才得以在江苏省泰兴中学艰难地求学。可以说是过着食不裹腹的日子。即便如此，也没有改变他买书、读书、藏书的习惯。这正如他贴在书橱的自勉联所说的那样“物质清贫终不悔，精神富有最可佳”。

　　有一次，还是少年的他走在大街上，于不经意间发现一位老人拿着一本他心仪已久的《古文观止》精装本叫卖，他的心狂跳不止，可摸摸口袋，身无分文，仅有一斤粮票。在那饥饿的年代里，粮票是“吃饭”的凭证，是生存之本，周玉甫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地用这仅有的一斤粮票换了这本《古文观止》。回校后立即在该书扉页上题了一首感言诗：“一斤粮票一部书，不知是赢还是输。勒紧裤带过一日，有此不会肝肠枯。”

　　在徐州师范学院求学时，一次他应邀到朋友家游玩，了解他生活状况的朋友给了他3块钱作为回程车费。等车时，他在站旁的小书店意外地发现仅有的一部装帧精美，极有珍藏价值的线装本《鲁迅诗稿》。他激动万分，立刻掏出那带着体温的3块钱买下了这本书，然后意兴盎然地步行20多公里回到学校。一到校就急不可待地打开，仔细吟诵起来，心中充满愉悦，全然忘却了长途跋涉的辛劳。

“文革”期间，扫除一切“封资修”，周玉甫藏书的“货源”也就断了。买不到书，怎么办？对于好读书的人来说，办法总是有的。他曾饶有兴趣地跟笔者说过他在“文革”中“捞书”的经历。他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在某县宣传部搞通讯报道工作。一天，有一个革委会头头对他说，希望他抽点时间把资料室的书籍清理一下，把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著作及一些革命书籍整理出来，以供大家借阅。而把那些所谓“封资修”的“黑书”一概送废品站，用这些“卖废品”所得换点茶叶回来。他一听暗自惊喜，激动万分。正是有了这个“借公济私”的机会，他“捞”到一些在当时根本无法买到的所谓 “封资修”的中外名著。还有一次，他到酱油店里买酱菜，发现卤菜缸旁放着一堆高高的用来包咸菜、萝卜干儿的废旧书报。书报里竟有延安平剧院上演的《逼上梁山》剧本，还有一本八层新的知名杂志《数学通报》。他如获至宝，想要买下，却被营业员一口回绝。原因很简单，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进了店里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任何人也无权出售。于是他好说歹说，用几倍于原书分量的报刊，“以物换物”，终于如愿以偿。他说像这样清理“黑书”、“以物换物”的机会并不多。十年内乱是对先进文化的严重摧残，使人无书可读。酷爱读书的他不得不“穷则思变”，学习古人读书法——抄书。他历尽千辛万苦，冒着轻则受批、重则挨斗的危险，通过各种渠道借来书，“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抄录，自读自乐，自乐自得。他凭着坚韧的恒心和顽强的毅力，抄录了几十本数百万字的中外名篇佳作，如《诗经》《楚辞》《西厢记》《牡丹亭》《鲁迅诗歌》，郭沫若剧本《屈原》《棠棣之花》《蔡文姬》等。这些“手抄书”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如刻印一般，几十年过去了，黑墨字迹依然鲜艳不褪，令人赞不绝口。

　　待到改革开放的时代，物质丰富了，手头宽裕了，周老师买书的劲头儿也更足了，每年都要花千余元添置新书。2001年，他花了 580元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16卷本《鲁迅全集》，了却了他几十年来的夙愿。谈起这套书，周老师露出孩子般的欣喜：“一生最爱读的现代文学作品就是鲁迅著作，学生时代就想拥有这套书，那时市面有货，就是买不起，只得望‘书’兴叹。后来有了一点钱，可又缺货，如今终于如愿以偿了。”前年，他托友人到四川辞书出版社，花了880元购得一部《郭沫若书法集》精装本，这是迄今为止出版最完备最豪华的郭老墨迹。书一到手，他从下午五点一直欣赏到深夜两点钟。真可谓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每有文友来访，他都主动热情地拿出与客人同赏，滔滔不绝，大赞“郭体”，说得别人想插嘴也插不上。近日，他从河北《旧书信息报》上得知上海有人欲出售书店里早已难见踪影的《郭沫若年谱》的消息，连忙主动打电话联系，生怕书被别人抢去似的。虽然那人要价不菲，周老师还是坚决地买回来了。

　　周老师正是靠着这种“人家数钱我数书”的执著，凭着那份“旨在精神不在金”的坚定，藏书3000余册，其中不乏精品善本，如清代的四书五经、诗韵的石印版，民国初年的康熙字典、本草纲目铜印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国中学数理化课本英文版，五十年代中学的文学、汉语课本及《鲁迅诗稿》《毛主席诗词》的线装珂罗版等等，成为远近闻名的“藏书家”。这次被评为“十佳藏书家”自在情理之中。可是周老师却谦逊地对笔者说：“我不愿做藏书家，只愿做个读书人，我藏书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写作，我的书大都被我翻得卷页缺角了。”他的《自嘲》诗：“平生不善治家财，每见好书忘米柴。中夜失眠常起读，闹醒妻子骂书呆”，可以说是他为“书”消得人憔悴的形象写照。

　  丰富的藏书、读书经历，使得周老师成为学富五车、多才多艺的“博儒”。他虽然学的专业是数学，却涉猎广泛，通晓文史。2002年10月，在古城南京召开的第二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作为这次大会仅有的4 名中学教师代表之一应邀参加了研讨会，撰写的论文《浅论毛泽东诗词的序和注》在研讨会上交流，《重读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文入编《第二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刊》。周老师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苏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南通市诗词协会常务理事。他从教30余年，除了专业以外，他还教过语文、英语、理化、历史、音乐等学科。长期的学习积累，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他上课旁征博引、左右逢源、风味超然，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过去的学生、现为日本左贺大学教授的徐志祥博士在给他的信中说：“您是我学生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恩师，您不仅传授知识，而且教给我学会做人，学会求知。”

    好读书、善请教，不仅使周老师成为“学者型”教师，而且也使得他有幸结识了一些文化名人。他与臧克家、苏步青、周培源、周振甫、吴奔星、丁芒等名家书信往来，说文谈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善于向名家请教的周玉甫就通过书信形式向臧克家求教旧体诗的写作，大诗人不仅热情地回了信，还送给他一幅字——“删繁就简三秋树，立异标新二月花”。落款写道：“板桥名句，书赠玉甫先生，丙寅（指1986年——引者注）之夏，臧克家，时年八十又二。”从此揭开了他和一代诗翁十多年的书信交往的序幕。1993年12月，周老师对报上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而刊发的四首毛诗中的一首《看山》标为“五律”有他的不同看法。他认为这首诗无论结构上，还是从声韵上来看，都不符律诗的要求，应归于古风一类。于是他斗胆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毛泽东〈看山〉一诗质疑》的商榷文章，文章虽写成了，但他心里也没有底，这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给臧克家，请他指教，听听他的意见。10天后臧克家就给他亲笔回信道：“文章说得合理，已挂号寄给《人民日报》文艺部友人，请他们处理，或与你联系。”正是由于臧克家的关心和推荐，使得周老师的这篇研究论文几经周折，最终在《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发表。周老师说，正是由于这篇放胆文，他才开始引起毛诗研究界的注意，这与臧老的倾心提掖密不可分。在苏步青生前留下的最后一部著作《数与诗的交融》（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一书中，收录了苏老的9封书信，其中有他给江泽民同志的信，也收录了他同玉甫先生谈诗论文的两封书简。并在文下特地加了一条注释说，周老师“爱好数学与诗文，常与作者有书信往来” 。该书一出版，99岁高龄的大数学家亲笔签名赠书给周老师。这对于周老师这么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来说，的确是莫大的荣誉，这在当地传为美谈。喜藏书、爱读书也使周玉甫老师著述甚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始至今，他公开发表诗文300多篇，教研论文20多篇，由南京师范大学吴奔星教授作序、著名诗人丁芒题签的《玉甫诗文选》也于2006年1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面世了。

在要结束采访时，周老师兴奋地告诉笔者，这段时间，他主要忙于为学生义务作读书报告，讲读书方法，谈读书心得。为莘莘学子作示范、作表率，尽到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的职责。“不待扬鞭自奋蹄”，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壮心不已，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多藏书、用好书，为“学习型”社会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衷心祝愿周老师藏书、读书的故事还有更精彩的续篇，更动人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