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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日:德不孤 必有邻——《论语》在海外

来源:文艺报 | 斯日 发布日期:2020-07-15  点击量: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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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孤,必有邻。”比孔子晚生400余年的司马迁,读了《论语》,曾掩卷感喟:“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在闳中肆外的《史记》中,司马迁为数百位古今人物作传,只有两位是司马迁读了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是孔子,一是屈原——今天令我们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两位伟大人物。

然而孔子曾经也是普通人,曾经也面对不息的时间、不居的岁月,踯躅徘徊在不舍昼夜、奔流不止的巨流岸边怅然,但孔子终究超越了普通人,以他天下为核心的“游仕精神”、以他积极乐观的“有为精神”。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我们总以为这是令人艳羡的生活状态,而孔子的身体和心灵二者都一直在路上,他倾尽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周游、讲学、传播仁、礼、中庸的儒家思想,孜孜矻矻,孳孳汲汲,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孔子“一生在学习,在思想,在温故知新,在诲人不倦”,真正做到行万里路,讲万卷书。孔子所讲述的思想,身后由其门下学生整理为《论语》,一部儒家经典著作、中华民族智慧之精华。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论语》的编辑成书时间在春秋末、战国初,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之作为阐释经书的儒学传记作品著录在《六艺略》,这是《论语》经典化之起步时期。以后《论语》又列入七经,正式成为经书。自两宋以来,“新儒学”重视《论语》中修身思想,由此《论语》一跃而成为处于群经之首的经典文本,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均是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经过2000多年的耳濡目染、陶冶熏沐,《论语》及其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已变成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中国社会中的这个“其”即是《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思想。

如果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思想知识的传播特征,或许是杜甫的名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最为恰当和贴切。思想的影响过程看不见摸不着,不过青萍之末风乍起,却能够处处开花结果,绿树成荫。《论语》的仁、中庸、乐知天命、出世有为等等理念,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影响到中国周边的邻国,如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今天这些国家之所以属于东亚儒学文化圈,就是因为从其早期历史以来深受《论语》的影响,以至在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处处呈现浓厚的儒家风格。

越南学者范阮攸1778年开始编写、1780年完成的《论语愚按》,是越南所出版诸多关于《论语》阐释作品中的代表作。此书卷首语里说:

世之读书者莫不曰:“吾孔子之徒。”考其学则大异乎孔子之所谓学焉。嗟夫!孔子往矣,今固不可得而亲炙矣,而其言行气象,载在《论语》,皆为万世师法者。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孔子如今已不在,但他思想的外衣《论语》依然能够传达其言行气象。读《论语》如见孔子,孔子是世界上所有读书人的老师。作者范阮攸对孔子及其著作《论语》的景仰、崇敬之情力透纸背。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中国和一衣带水的日本的关系历来密切,尤其在唐朝时期曾达到最高峰值。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精髓,《论语》更是深入影响日本社会生活,日语中之所以产生“論語読みの論語知らず”(意为“读论语而不知论语”)等谚语,无不在阐释《论语》对日本文化的浸染。江户时代的著名儒学家伊藤仁斋甚至把《论语》视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

16世纪是世界历史之分水岭。随着哥伦布的探险船队落脚“新大陆”,世界历史进入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西方海洋大国长途跋涉争先恐后开辟东方神秘之地,以往各自为政的封闭式世界格局亦被打通。新的时代总会产生新的事物。传教士是这个时代里的新生角色,他们随着探险船队进入东方各国,不遗余力地传播基督教,同时也将东方文化带回西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传教士的作用不可磨灭。罗明坚、利玛窦等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陆续以不同的语言翻译《论语》,将其丰富而深邃的文化蕴涵传播至西方各国,当然,传教士译介《论语》最初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推介中国智慧,为更多的来华传教士提供学习汉语教材才是最核心任务。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样的结果是,由此使《论语》开启了其漫长而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环游旅行。

荷兰是《论语》环世界之旅首站。167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专使彼得·侯尔恩在雅加达用荷兰文翻译出版一本名为Eenige voorname eygenschappen van de ware deugdt, voorsichtigheydt,wysheydt en volmaecktheydt的图书,中文名可译为《美德、审慎、智慧和完美的一些基本特征》,实际内容是介绍《论语》。也许所有的新鲜事物都会经历不被理解的命运,荷兰文版的《论语》并没有引起什么影响,但其作为《论语》第一次被亚洲之外的语言翻译这个里程碑意义将永载史册。

对《论语》的世界旅行而言,1687年是特殊而重要的一个时间点。1681年开始,比利时人柏应理等17位传教士用拉丁文翻译《论语》。为何选择用拉丁文呢?因为当时拉丁语是欧洲共同的学术语言,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势力扩张和基督教的广泛传播而建立的统治地位非常牢固,欧洲各国皇室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都以会读、会说拉丁语为荣。即使是今天拉丁语虽被视为死语言,但许多西方国家大学都开设有关于拉丁语的课程。

1684年,柏应理与中国传教士沈福宗应邀访问法国时,将《论语》《大学》《中庸》的拉丁文译稿献给时任国王路易十四,得到路易十四的高度重视,1687年以《中国哲学家孔子,或以拉丁文出版的中国学说》(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的书名刊行。拉丁文《论语》的出版当时成为重要文化事件,在知识分子阶层掀起“中国热”,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的“慕华”情节可谓其典型现象,伏尔泰在书房里悬挂着孔子画像,他甚至被誉为“欧洲的孔夫子”。

拉丁文《论语》一时成为畅销书,紧接着出版了法文版,如今跟风出版的风气,《论语》早在300多年前已经经历过了。一本书引起一种风潮,而且在异国他乡的不同文化场域里,《论语》的思想魅力可见一斑。

《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欧洲人阅读了《论语》后开始撰写孔子传记,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孔子其人其事。1784年,钱德明神父根据《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以及诸多相关文献撰写《孔子传》,该书长达508页,是当时西方最长的一部孔子传记,详细介绍了孔子少年时代艰苦生活、中年周游列国传播道德和开坛讲学等主要经历。

《论语》在欧洲的火热传播过程中,法国发挥了承上启下、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所以,即使是今天,在法国汉学研究属于热门专业,在整个欧洲地区处于相对特殊的位置。进入新世纪后,《论语》更是出现多元化传播现象。中法关系之友好与《论语》等中华传统文化之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庆典之际,法国汉语教学协会联合法国凤凰书店和巴黎友丰书店,推出一项名为“在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十部中国书籍”的评选活动,《论语》雄踞榜首。

2019年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前,马克龙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一部装帧精美的图书,法文名为“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是弗朗索瓦·伯尔尼耶(François Bernier)1688年撰写的首部法文版《论语导读》,法文标题翻译成中文即为《孔子与君王之道》。

《论语》欧洲站之英文传播开始于19世纪,似乎比较晚,实际上英国皇室和贵族阶层受《论语》的影响,几乎是与17世纪法国同步,因为英国上层阶级人士都能熟练运用法语。11世纪的“诺曼征服”后,法语成为与英语并列的通用语言,英国皇室和贵族阶层甚至以讲法语、读法文书为荣,很长历史时期法语具有一种身份等级上的特殊符号意义。

从一件事情中可以反映出《论语》当时在英国的风靡程度。1685年,正在帮着柏应理翻译拉丁文版《论语》的中国传教士沈福宗应邀出访英国,受到时任国王詹姆士二世的接见,出席宫廷宴会,英国宫廷画师克内勒爵士还为沈福宗画下一幅画像。画像中的沈福宗身着中式长袍,头戴清朝官员冬季的暖帽,左手稍稍倾斜地拿着一幅十字架,侧身站立,神情凝重,这幅画如今悬挂在温莎城堡国王画室。

19世纪是英国的世界,英国的势力遍及世界各地,打造了日不落帝国。随着英国的强盛繁荣,英语随即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英文版《论语》亦不断问世。与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国家的传播一样,英文版《论语》的出版也是由传教士开始。1809年,传教士乔舒亚·马什曼翻译出版的《孔子著作,附原文、译文及汉语汉字研究论述》是第一部英文版《论语》,之后理雅各、韦利、苏慧廉等传教士都出版了各自翻译的《论语》。

《论语》在德国的传播旅程中有三个人物具有代表性。一是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他十分景仰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思想文明,他“赞叹孔子思想的伟大与高洁,认为东方秩序良好的国家可作为充满怨恨和仇恶心理的西方国家的模范”。二是黑格尔。不过黑格尔的观点有些另类,他对孔子及其《论语》持有不同的观点。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思想的魅力在于能够吸引人深究其内涵,黑格尔之于《论语》的研究,也是受到《论语》风靡欧洲思想界的独特魅力。其实,黑格尔所指出的《论语》特点正是中西方哲学区别所在。三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撰写了研究中国儒教文化的专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韦伯认为,中国的儒教教导人们要顺着这个世界进行调整和修正。“高等”的人们(知识分子)应该避免追求财富,也因此,中国变成了一个担任公务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国家。

16—18世纪,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西欧各国相继入侵北美地区,纷纷建立殖民地,同时将欧洲人种和文化一并带到美洲,一同带去的还有被欧洲知识分子高度赞赏的《论语》。这个历史时期,确切地说是17世纪之后,是《论语》在美国的传播开始之时。

《论语》在美国的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美国开国元勋如富兰克林、杰斐逊等曾提议“利用由孔子《论语》等所奠定的中国儒家道德来建立美国的‘新道德’,以达到培养具有良好道德的美国公民为国家服务”。《论语》的人本主义深受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欢迎。爱默生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他盛赞孔子是“世界的荣耀”,他自己的超验主义一定程度上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1845年,爱默生在日记中写道:“孔子,民族的光荣;孔子,绝对东方的圣人;他是中间人。他是哲学中的华盛顿、仲裁人,现代史中的中庸之道。”此外,爱默生的学生梭罗和哲学家庞德在儒学方面的研究亦颇具影响力。

以《论语》为主的儒学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多所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二战后,美国一批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多所大学相继成立中国研究中心,由此美国也逐渐成为世界汉学研究中心,其中费正清教授的作用功不可没。中国研究火热的现象极大地推动了《论语》的译介及其相关研究,“《论语》也因此从一部中国经典而变成了世界经典,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文化意义”。

“可以说,现在《论语》遍布全世界,有人类的地方,就可能有《论语》。”如同作者孔子“行行重行行”不曾停止行走的一生,《论语》自从诞生起始亦未曾停止四处“行走”的步履,在这个意义上,《论语》也是一台播种机,将中华民族智慧撒播到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美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威尔·杜兰特曾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中国虽屡遭侵略,但其文化不仅能屹立不挠,而且还能同化异族的文化。孔子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等东方国家,而且对欧洲,尤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也产生过积极影响。孔子有博雅的学识与一颗仁慈的心,是智者、学者,也是德智兼备的人。孔子是致用求治的圣人,其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中国,使中国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即使在今天,要医治由于知识的爆发、道德的堕落、个人及国家的品格衰弱,以及那使个人遭致混乱而引起的痛苦,实在没有比孔子的学说和教育更好的了。”

《论语》不仅仅是一部书,它代表着仁、礼、和谐、有为等中华民族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德不孤,必有邻”,这样的精神是人类自身共有之本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协作、互助,充分说明了人类需要同呼吸、共命运,唯有合作才能够共赢,贯穿其中而熠熠生辉的何曾不是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典籍所蕴含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儒家思想呢?人类就是命运的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蓝图,最美的图画需要最有心的画家,这个心是《论语》,是中华民族智慧之精髓。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的世界之旅将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