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可以高度概括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其中的“一创”便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柳青的《创业史》。这部作品用“深刻性”的思想和“尖锐性”的矛盾冲突反映农村生活，表现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社会风貌和农民思想的转变，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

一部代表作能让一个作家不朽，而经典文学能让一个时代不朽。时值作家柳青逝世47周年，让我们共同走近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倾听热血与信仰从时代深处传来的恢弘交响。

《创业史》的主人公梁生宝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农村人物的代表，他勤劳、朴实、善良，又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柳青在小说中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着重反映梁生宝的成长以及他如何在蛤蟆滩带领大家谋发展，并与姚世杰、郭世富等蛤蟆滩上以前的“能人们”进行斗争的过程，表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创业史》之所以获得成功，要从柳青的创作过程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35岁的柳青被调入团中央工作。1951年，柳青参加创办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这一时期，柳青刚刚出版了新作《铜墙铁壁》，他将早前创作的《种豆记》与之进行了比较，结构是完整的，主题明确也集中，情节的发展也比较匀称，用他的话说就是：“不像《种谷记》，一疙瘩稠，一疙瘩稀。人物也不像《种谷记》那样杂乱。但作品的生活气息不浓，人物的立体感不强，尤其缺少生动的细节。所以这两部书都不是成功的作品。”（刘可风著，《柳青传》，201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7页）通过认真比较思考，柳青意识到要想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必须到基层去，到生活中去，到人民中去。

为创作一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小说，柳青决定只身回到陕西——他早年投身革命的地方，深入新农村生活。1952年8月，柳青被任命为中共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刚一到任，他便立即参加了县委举办的互助组长训练班。培训结束后，他同县委工作组一起深入农村，参加基层互助组的整顿工作，同时还到全县各区、乡，深入调查研究。9月13日这一天，柳青写下这样的话语：“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 （邢小利著，《柳青一生的四个阶段》，2015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

年末，柳青到王曲区皇甫乡参加农村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在这里，柳青第一次与《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相识。交谈中，柳青敏锐地发现“这个在镐河边上号称十里长的大村子，有一个在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显示过坚强力量的党支部”。当时皇甫乡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还处在互助组的最初阶段，于是柳青决定将该村作为自己深入生活、体验民情的基地。1953年3月6日，他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职务，以长安县县委委员的身份直接搬到皇甫村居住。住下的第二天，柳青便剃光了头发，脱下了干部服，特意买来一身农民对襟褂穿上。在村里，柳青以一个社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住农家的院落，穿和农民一样的衣服，吃和农民一样的伙食。他时常上集镇打酱油、醋，买食盐，和农民一起排队购物，不认识的人，总把他当作一个农民老汉。柳青的日常工作是具体指导王曲区互助合作运动。业余时间，他则进行文学创作。

1954年春节刚过，柳青会同县委派来的建社工作组一道，着手在王家斌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柳青整天“泡”在王家斌所在的四村，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建社规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等等，他都亲自过问。3月10日，王曲区首个初级社——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王家斌长年互助组的基础上诞生了。柳青被成立大会的热烈场面所感染，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一时期，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强烈吸引着柳青，他决定要用自己手中的笔去描写我国新农村这场合作化大运动。1954年上半年，柳青开始动笔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 

对于柳青那一时期创作《创业史》的情形，女儿刘可风曾有回忆：“以前写作，大多坐在桌前，眼睛直直的盯着一个地方，墙上的画，架上的书……不知不觉变了，他走动起来，好像要写的人物也和他一起动起来，比坐下想更鲜活。在大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来，想好了，站在桌前随便那一角写几句，再走，再写，也许，转身回来，抓起刚刚写成的半页纸，在手里揉揉……”

创作出现困顿时，柳青会放下笔，走出家门，走下山崖，蹚过滈河，在河边路旁，在稻田场院，在农民的炕头上、饲养员的茅草房里，和乡亲们一起抽旱烟、喝水、说话。在不分彼此的亲密交谈中，他常常突然思想豁然开朗，就好像头顶上开了一个天窗，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有声有色的细节动作、起伏曲折的情节、生动的场面，一起涌进他的视野。这时，柳青就赶紧回家，忘我地投入到写作中。

从1954年到1955年秋，柳青用一年多的时间，基本创作完成《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初稿。其后，便开始进行认真地修改。1956年是柳青创作最苦的一年，他在修改《创业史》第二稿时，发现初稿中的一些小说情节和自己经历的真实生活，以及想表现的生活中的复杂矛盾及广阔的社会背景，还有很大差距。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笔下的故事情节，在因果关系和逻辑方面都还存在诸多缺陷。通过认真思考，柳青决定加入全新的一章。而这个修改并不顺利，他常常是食不香，睡不宁，人变是得又黄又瘦，身体极度衰弱，还长了一身黄水疮。回忆起那一年，柳青曾感叹：“那才真正是‘脱胎换骨’，狼狈极了，这是我创作最艰苦的一年。” （李云雷著，《小说<创业史>——经典之作的悠远回响》，2021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为了吃透小说故事发生地蛤蟆滩的历史，柳青全身心地将融入进这里的土地和人民。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

经过不断地深入生活，经过他的认真修改，《创业史》第二稿较之初稿发生了不少变化。除增加了一章《题叙》外，柳青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略显冗长的叙述，让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加真实丰富细腻，性格特征也更加突出立体。其次，柳青在如何处理好书面语言、生活语言和地方语言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在初稿中，柳青使用了一些只流行在关中地区的方言及陕北方言，如果没有地方语言特点，作品会失去生活的真实，但使用过多，许多读者又看不懂，也感受不到真实的生活。在第二稿，柳青还对人物名称进行了修改：杨生斌改成了梁生宝，徐淑霞改成了徐改霞等等。这些变化都对后来的《创业史》产生了积极影响。

1957年为能更好地修改《创业史》，柳青决定放下笔，好好去读读书，从阅读中去学习新知识，去寻找创作的灵感。通过不断思考、阅读、研究、再思考，这一年柳青的收获颇丰。

1958年，经过近一年的沉淀与准备，柳青开始对《创业史》进行第三次修改。第三稿没有全部重写，他只是把部分章节用新的手法进行书写。在写作中，柳青坚持“写出人物的感觉”。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进入角色，柳青有时还亲自来“演”角色。在写作时，柳青常会习惯性地踱步，此时他会不自觉地两只脚跷着走，或手中端个什么，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嘴唇还在动弹。为了修改好这部作品，柳青经常思索到半夜才上床。在床上，柳青也是翻来覆去思考，睡不着，只得又爬起来，再写几个字，又睡下，再写、再躺下。一次，通信员小张看到柳青房里亮着灯，便走进来看看，柳青让他帮忙打盆洗头水。之后，小张三次进房，都看到柳青在往头上抹肥皂，原来是思索情节入了迷，早已忘记自己的头已经洗过多遍，盆里的水都变得稠稠的肥皂水了。等小张倒完水再回来，发现柳青又绕着花坛走来走去，又一次沉浸在思考中。第三次修改， “终于写顺了”，柳青的创作也上了新台阶，书中角色的思维方式、语言特点都极有新意。

为精益求精，去除瑕疵，柳青又写了第四稿。他有个习惯，不管改动大不大，改稿时都会重新誊写，每一稿都是干干净净的一摞纸。

1958年，继《红旗谱》《红日》等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计划再推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正好当年4月底，陕西作家杜鹏程到北京出差，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去驻地拜访他。闲谈中，杜鹏程说，柳青在西安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5月12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给柳青写信，希望他能将这部长篇小说交由中青社出版。柳青却在6月25日的回信中，婉言谢绝了中青社的请求。为了能把这部小说“抓”到手，中青社收到信后，安排文学编辑黄伊专程到长安县皇甫村去拜访柳青。随后，柳青于8月7日和中青社签订了《约稿合同》。

1958年10月初，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柳青的这部长篇小说作为庆祝建国10周年献礼的重点之一，列入了该社1959年的出版计划。不久，中青社致信柳青，希望他能函告书稿名称、大约字数及交稿时间。同时中青社还告诉柳青，出版社领导近期准备到西北各省走一圈，到时候会去长安县拜访他，想进一步商谈出书事宜。收到信后，柳青很快回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第一部草率从事，出版后遗憾很多，就很难写好以后的主要部分，这样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不尊重的。至于‘献礼’，在刊物上发表就够了。”柳青请出版社把这部小说从1959年的出版计划里抹掉，改在1960年第一季度出版。

柳青在信中所说“在刊物上发表”，指的是陕西作协创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当时，柳青是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所以，他的这部长篇责无旁贷地要在陕西作协自己的刊物《延河》上发表。1959年，《延河》3月号在封底曾刊登过一则启事：本刊自4月号开始发表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约半年载完。

果然，1959年第4期《延河》便开始连载柳青这部《创业史》，并计划到第11期刊载完毕。起初连载时，《创业史》的书名叫《稻地风波》。发了4期后，有读者来信，说这个名字并不是很好。编辑部和柳青商议后，决定接受读者意见。从第8期开始，小说去掉了“稻地风波”四个字，改叫“《创业史》第一部”，并于版面右下角发了一个说明：从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读者的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改叫“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在《延河》发表后，为了能全面听取读者及各方意见，便于以后对该稿的修改，柳青请中青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剪贴成册寄给他。

经过4次认真修改，1960年1月23日，柳青最终把《创业史》第一部上卷的修改稿寄给了中青社，同时告诉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第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自己的哮喘病发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时间可能还要更晚一些。3月初，中青社收到下卷书稿，编辑们赶忙按急件付排，力争能在7月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出版这部小说。

1960年6月，《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首印10万册。

《创业史》第一部很快便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一度供不应求。《创业史》的发表与出版，在文学界同样引起了关注与反响。

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前，中国作协召开理事会，周扬在会场见到柳青，对他长期生活在皇甫村和刚刚出版的《创业史》给予充分肯定。周扬在 “文代会”的报告里，两次提到《创业史》，他表扬的14部长篇小说中，提到《创业史》的文字是最多的。茅盾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中，把《创业史》作为“通过艺术形式反映出来的真实的生活”的典型予以表扬。同年，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当时，许多评论家都用“我国当代反映农村生活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现实生活的历史容量具有了史诗性的规模”等说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乡村振兴与现代化转型的今天，《创业史》依然闪耀着独特的思想光芒。它不仅是记录农业合作化历史的文学丰碑，更是一面映照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镜子。“梁生宝”们的奋斗与困惑，农村新旧观念的碰撞，以及集体与个人命运的纠缠，依然能在今天的乡村图景中找到回响。当我们在城市化浪潮中思考乡土中国的未来时，《创业史》所蕴含的实干精神和对社会转型的深刻洞察，依然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这部作品超越特定历史语境的生命力，恰恰证明了经典文学永恒的价值——它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照亮未来的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