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最初发表于1918年2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现中国校园文学馆有馆藏。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它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启蒙主义的开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狂人日记》发表时，作者首次以鲁迅为笔名亮相文坛，这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就像战士的匕首和投枪，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狂人日记》和其他一部分鲁迅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2019年4月，以色列独立文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特拉维夫大学签署协议，将在以色列出版鲁迅经典作品《狂人日记》希伯来语版，由《红楼梦》希伯来语版的译者柯阿米拉教授翻译。

钱玄同1918年1月起接编《新青年》，同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是他责编的。他1918年1月2日日记云：“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但他当晚在宿舍“略检青年诸稿”，却发现中意的并不多，有的“胡说乱道”，更有一篇“论近世文学”的，令他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狠狠嘲笑了一通：此文“文理不通，别字满纸，这种文章也要登《新青年》，那么《新青年》竟成了毛厕外面的墙头，可以随便给什么人来贴招纸的了，哈哈！这真可笑极了”。他只选录了“尹默、半农诸人的白话诗数首”。次日日记又云：“携《新青年》四卷二号之稿至家中检阅，计可用者不及五十page，尚须促孟和、独秀多撰，始可敷用。”正因为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许多来稿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身为编者，就一定要另辟途径，寻找新的作者。

钱玄同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他想到了可能的《新青年》作者，周氏兄弟应是不可或缺的人选。他和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就一起师从章太炎学文字学。当时，鲁迅已在教育部任佥事，钱玄同则和周作人在北大文科执教，他们一直有所往还。钱玄同日记1915年1月31日云：“今日尹默、幼渔、我、坚士、逖先、旭初、季茀、预（豫）才八人公宴炎师于其家，谈宴甚欢。”这是被北洋政府幽禁的章太炎住所“门警撤去”后在京章门弟子的第一次聚会，而是日鲁迅日记只记了简单的一句：“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归。”两相对照，显然钱玄同日记详细得多。同年2月14日钱玄同日记又云：“晚餐本师宴，同座者为尹默、逖先、季茀、豫才、仰曾、夷初、幼渔诸人。”可见当时在京章门弟子经常宴师欢谈。

但是，从钱玄同和周氏兄弟三方的日记看，他们在1915至1917年上半年交往并不频繁，整个1916年，钱玄同和鲁迅日记均无相关记载。钱玄同首次出现在周氏兄弟寓所，是在1917年8月，可惜这个月的钱玄同日记缺失。但8月9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同日周作人日记更详细：“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字不清）谈至晚十一时去。”8月17日鲁迅日记云：“晚钱中季来。”同日周作人日记则云：“晚钱君来谈，至十一时去。”8月27日鲁迅日记又云：“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周作人日记又记得较详细：“晚玄同来，谈至十一点半去。夜风雨。”是夜钱玄同应是冒雨而归，但三人一定谈得很尽兴。同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云：晚“八时顷访豫才兄弟”，这是现存钱玄同日记中造访周氏兄弟的首次记载。是日鲁迅日记云：“夜钱中季来。”周作人日记则云：“晚玄同来谈，至十一时半去。”可见双方谈兴甚浓，谈至夜深方散。六天后是中秋节，钱玄同日记云：午后“四时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寄宿舍”。此日鲁迅日记更有趣：“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颇佳。”可见是晚钱玄同与周氏兄弟共度中秋，而且谈得颇为融洽，鲁迅在日记中还顺便抒了一下情。这一天钱玄同与周氏兄弟一起欢度中秋佳节，他们的关系应该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鲁迅在1922年12月写的《〈呐喊〉自序》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有名的话，交代他开始写小说的缘由：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S会馆”即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周氏兄弟当时正居住于此。“金心异”就是钱玄同（林纾小说《荆生》中有一影射钱玄同的人物“金心异”，故而鲁迅移用）。两年半以后，鲁迅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所作《著者自叙传略》中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就直接提到了钱玄同的名字：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 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由此可见，鲁迅踏上新文学之路与钱玄同的非同寻常的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钱玄同“偶或来谈”的“那时”大致是什么时候呢？钱玄同日记1918年3月2日云：“晚访周氏兄弟。”甚为可惜的是，该年4月至年底的钱玄同日记不存（1918年1月至3月1日的日记也有许多漏记），幸好鲁迅和周作人日记均存，可作补充。

鲁迅日记1918年2月9日“晚钱玄同来”；15日“夜钱玄同来”；23日“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3月2日“夜钱玄同来”；18日“夜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21日“夜钱玄同来”；26日“晚钱玄同来”。周作人日记记得更具体，1918年2月9日下午“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5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后去”；23日晚“玄同来谈，至一时去”；28日“晚玄同来谈”。3月2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8日晚“玄同来谈”；28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4月5日“玄同半农来谈，至十二时去”；17日“以译文交予玄同”；21日“晚玄同来谈，至十二时半去”；26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半去”。

短短三个月之内，钱玄同造访周氏兄弟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间，均谈至深夜十二时以后，足见谈得多么投契和深入！而且，正因为均是晚间造访，夜深巷静，犬吠不止，以至鲁迅在《

同期《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既是钱玄同不断催逼的可喜结果，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狂人日记》落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但小说更为具体的写作和发表经过，鲁迅哪一天完稿，哪一天交予钱玄同，钱玄同日记失记，鲁迅日记也无明确记载。不过，《狂人日记》文前“题记”末尾署“七年四月二日识”，如果小说确实于1918年4月2日杀青，那么，钱玄同1918年4月5日晚与刘半农同访周氏兄弟时，得到这篇小说稿的可能性应为最大吧？

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周作人后来在《金心异》中有过较为具体的回忆，与本文的推测大致吻合：

钱玄同从八月（指1917年8月——作者注）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在刊出《狂人日记》的同时，还刊出了鲁迅以“唐俟”笔名所作的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鲁迅后来在5月29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拙作少许”即指《狂人日记》和这三首新诗，而鲁迅之所以开始白话诗文的创作，实际上也是对当时销路并不理想的《新青年》编者钱玄同他们的有力支持。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是钱玄同编辑的。该期还发表了吴敬恒（吴稚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文前有钱玄同的按语，称吴敬恒此信“精义尤多，实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再把全信录登于此，以供研究注音字母者之参考”，即为一个明证。《狂人日记》因钱玄同而诞生，由钱玄同经手而发表，钱玄同功不可没，正如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纪念文中回忆的：

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

1923年8月，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初版，书中所收十四篇小说，单是《新青年》发表的就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和《故乡》五篇，超过了三分之一。同月22日鲁迅日记云：“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8月24日鲁迅日记又云：“以《呐喊》各一册赠钱玄同、许季巿”，显然有感谢钱玄同之意在。同日钱玄同日记当然也有记载：“鲁迅送我一本《呐喊》。”有意思的是，这是“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在钱玄同日记中出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作者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作者除在本书（《呐喊》）《自序》中提及它产生的缘由外，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于1918年4月。该文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呐喊》集，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1]

小说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2]

2019年4月，以色列独立文学出版社九条命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特拉维夫大学签署协议，将在以色列出版鲁迅经典作品《狂人日记》希伯来语版，由《红楼梦》希伯来语版的译者柯阿米拉教授翻译。

《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文学）创作的基础；它的深切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高度概括。其在形式和思想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

《狂人日记》在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开拓现代小说的道路特别是在批判封建礼教的流毒方面，其影响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由于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极高评价，鲁迅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负载新体制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狂人日记》和其他一部分鲁迅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来源：巴金故居 作者：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