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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奉悟。湖南益阳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编译家。早年在上海劳动大学读过书，1928年开始写作，1934年参加“左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作为战地记者走遍华北前线，1939年到延安，任教于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后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6年去东北参加土改工作。历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副部长、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司令部秘书、中原军区《七七日报》《中原日报》社副社长、中共区委宣传委员、松江省委宣传处处长、东北文协《文学战线》主编，1949年7月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研究室主任、政务院文化部编审处负责人、湖南省文联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等职，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并兼《人民文学》编委和《湖南文学》主编。1979年9月25日因病去世。他的小说清新秀丽，别具一格，擅长描写农村生活，乡土气息浓厚，为读者所喜爱。代表作有通讯报告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特写集《南下记》、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参与编剧拍摄的《解放了的中国》影片，先后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湘江之夜》获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 

谈周立波乡土小说的艺术特色

严艺虹

周立波，生于1908年， 1979年逝世，湖南益阳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写过一系列以故乡为题材的乡土小说，他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作家群“茶子花派”的代表作家。其乡土小说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短篇小说《盖满爹》《山那面人家》等。 

1955年初夏，周立波回老家湖南益阳农村深入生活，住在桃花仑的竹山湾，直到1962年离开故乡。作者在故乡生活了二十多年（包括少年时期）。他熟悉故乡的山水，了解故乡的风情民俗，对自己的故乡充满了无限眷恋。在这里，他触目故乡的土地，感受乡村的巨大变化，创作出了一系列以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 

周立波的系列乡土小说风格别具一格，正如夏赞中所评价的“审美整体上、章法结构上的中国传统气派，民俗画、风情画一般的浓郁有生活气息和明丽的地方色彩；以及生动活泼的个性化的群众语言等”，它是“特定范畴和特定意义上的萌动和显映着乡土基因的美学产物”。基于对现实社会生活和故乡风土人情的挚爱，周立波在他的系列乡土小说的创作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具有本族本地民俗基因的创作艺术风格。他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对党和政府怀着一腔热忱。周立波故乡小说的创作机缘，大都起始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但是，作家并不一味站在政治立场，而是以不同形态的民间性叙事顽强地展示了民间的存在，体现了回归乡土的原生态之美；在审美上显示出巨大的弹性，这种弹性来自于其复杂而和谐的革命干部、归乡游子、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四重身份，继承了湖湘文化的传统精神。 

周立波在文学创作中注入了故乡农村的民俗基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那么，周立波在他的乡土小说具有哪些艺术特色呢？下面，笔者从几个方面具体谈谈。 

一、对故乡农村独特民俗风情的描写 

包含诗意、清新淡雅的风俗画，呈现出明丽的地方色彩。周立波以极大的热情追求着地方特色，为我们展示了一卷完整的风俗画，在他的笔下，湖南农村那迷离的月光、翡翠的田野、热闹的蛙鸣等，都得到了精细传神的刻画。周立波的故乡小说创作了近十年，所写的题材十分广泛，从互助组的成立到人民公社的形成，从办农业合作社到农村改革以至恋爱婚姻、教育娱乐和除四害等，都囊括在作家的视野之中。读了他的小说，你也会觉得“仿佛来到了资江之畔那个山清水秀、风光绮丽、民风古老淳朴而又幸福和欢乐的社会主义山乡”。你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社会主义山乡。 

周立波的乡土小说洋溢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作者把美丽的乡村景色与淳朴的民风交融在一起。如在《山那面人家》中，他这样描写乡村的夜色：“飘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 

在对故乡人民生活的精细观察中，他把故乡的民习民风和民情铭记在心中，并把自己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如《禾场上》对乡村夏夜乘凉的场景描写：“男女大小洗完澡，穿着素素净净的衣裳，搬出凉床子，在禾场上歇凉。四到八处，只听见蒲扇拍着脚杆子的声音，人们都在赶蚊子。小孩们有的困在竹凉床子上，听老人们讲故事，有的仰脸指点天上的星光……一只喜鹊，停在横屋的屋脊上，喳喳地叫了几声，又飞走了。对门山边的田里，落沙婆不停地苦楚地啼叫，人们说：‘她要叫七天七夜，才下一只蛋。’鸟类没有接生员，难产的落沙婆无法减轻她的临盆的痛苦。”这是一幅和谐、宁静，具有神奇色彩的乡村生活画卷。 

在《胡桂花》中，写清溪乡庆国庆十五周年活动时，作者详细地写了戏台、人群，有远景，有近景，有仰观，有俯视，还有胡桂花丈夫的特色。这个画面动静相映，虚实互托，气氛热烈。这幅“社戏图”便是一幅生动传神、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画。在《山那面人家》中，作者对湖南农村新婚喜庆的风俗习惯作了细致的刻画，如结婚新房的布置与装饰，要贴红喜字，点红烛，贴鲤鱼、壮猪等图案的窗花，姑娘们还会在新房外听壁脚。“从前，我们这带的红花姑娘们，在同伴新婚的初夜，总要偷偷跑到新房的窗子外面、板壁下边去听壁脚，要是听到类似这样的私房话：‘喂，困着了吗？’她们就会跑开去，哈哈大笑；第二天还要笑几回。”对故乡农村男女新婚习俗的描写，是一幅风景独特的民俗图。 

周立波就是这样将丰富的情感、历史的积淀、古老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特征等全部融汇在古朴浓厚的乡土风情中，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别具一格，精微生动的民俗细节是故乡独特民俗基因的真实反映。周立波善于捕捉故乡独特的风俗细节，使作品显示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民兵》里的何锦春上山下乡都唱着当地农民喜欢唱的《十二月望郎》：“三月望郎望花开，桃花开在桃树上，手攀桃树望郎来，望得花开花谢郎不来。”这个唱民歌的风俗细节的真实刻画，使得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民俗风情，散发着扑鼻而来的泥土气息。又如《张润生夫妇》中作者就这样描写杀年猪的场面：“有的提前脚，有的提后腿，四个人齐心尽力把它扶上了高凳。它叫得更加带劲了。看热闹的男女和孩子围成一个半圆圈，挤得拍密的。杀猪的拿起尖刀时，人群里一位堂客连忙用手掩住脸。猪的叫喊由紧急转到了悠长以至消逝了。”这些风俗细节的描写，都充分展示了真淳古朴的民俗风情美。 

二、对故乡新一代农民的真实刻画 

周立波善于在民俗风情的描写中塑造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在故乡小说中，周立波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人物，如《艾嫂子》中聪明朴实的养猪能手艾嫂子，《山乡巨变》中本真善良，大方却又自私，时新而又古板的亭面糊等。在刻画人物时，周立波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原则。“即使是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如刘雨生、李月辉、盖满爹，按当时流行的创作风气来看，人物头上不但没有理想的光圈和宝气，反而有世俗的窝囊劲。”周立波紧紧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巧妙地把握生活中萌芽的审美意识，周立波对农民形象的刻画，朴素真实，充满了乡土气息，作者以真实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劳动形象，塑造了不少形象丰满的典型人物，其清新自然的白描文笔也颇有可观之处。作者《在一个星期天》就这样写乡里老倌子的劳动过程：“比方，育秧如育婴，要不怕辛苦，夜里得起来，把田里的水尽数放干，好叫苗根扯露水，第二天黑早就要灌水，灌得迟了，太阳一照，秧田会开坼。将来扯秧时，秧蔸子会像葱头子一样，插到田里，不容易活。”农民对育秧工作态度是多么认真。 

且看《艾嫂子》中对养猪能手艾嫂子外貌的描写：“穿一件浅蓝色大襟罩褂；一条九成新的布裤，也是蓝的，颜色略微深一点；脚上是一双草鞋。”这身穿戴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形象。在描写中，周立波还歌颂了农民们正直善良、勤劳朴实、坦荡无私的优秀品质。如在《山那面人家》中，那个社里的保管员在婚礼上，居然跑去看他在地里的红薯苗去了：

“人家结个婚，扯什么国际国内形势罗？” 

“你不晓得呀，这叫八股；才讲两股，下边还长呢。” 

“将来，应该发明一种机器，安在讲台上，爱讲空话的人一踏上去，就遍身发痒，只顾用手搔痒，口里就讲不下去了。”社长说。 

“你为什么开溜？怕比赛吗？”老社长问他。 

“听那牛郎中空口说白话，不如趁空来看看我们社里的红薯种，看烂了没有。” 

“你呀，算是一个好的保管员，可不是一位好的新郎公。” 

这真是一位劳动积极的社里保管员。 

由于周立波精观细察，传神地塑造，所以他的故乡小说中的人物具鲜明的地方特征，能给人留下亲切深刻的印象。 

朴实清丽、简练生动、通俗易懂、口语化、富含风情是周立波故乡系列小说特有的语言风格。作者把形象生动的富于地方色彩的群众语言引入作品中，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风味。在小说《张满贞》里，作者这样描写人物的口语：“我是喜欢燕子的，因为每次它们来，都带来了春天的绮丽和温暖，花的香味，草的清新，还有那万事万物的蓬勃的生气。” 

作者善于用当地人的语言道出当地的风情、景物、风俗习惯等。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中，周立波对方言也采取了选择性的原则，进行了删除提炼，用别具一格的地方语言营造了益阳农村温馨的生活氛围，使得他的作品成为今天语言学家研究地域方言的重要依据，也成了地域文化的一种文学化石。“乡音，在现实交际中，它常常是消除陌生感的温馨的绿色信号；乡音，在艺术作品里，它是使人物和环境增强个性与活力的维生素。”在作品中，周立波一往情深地用乡音构筑了独特的语感氛围，组成了一曲曲清新明朗的田园交响乐。请看小说《禾场上》人们取笑脚猪子老倌的一段对话： 

“配种员！”有人按照新衔头，叫唤脚猪子老倌王老二，“我家里的猪婆子发了草了，请你明朝来配种。” 

“混账东西，要我给你娘去……不要叫我说出好听的话了。” 

“你说：‘我家里的猪婆子发了草了，请你明朝来配种。’我本人就是脚猪子吗？混账东西！” 

笑传染了禾场上的所有的人们，脚猪子老倌的堂弟媳妇、王五堂客也忍不住偷偷地笑了。 

益阳农民的诙谐与幽默可谓跃然纸上。 

在创作中，周立波还引用了不少民歌、民谚、俗语等，使作品语言更加丰富多彩。如“你倒是好，一天到黑只在外边仰，落屋也开会。……旧年统销，是哪一个叫你带空头，少要米的？……你是又要渍尿，又要睡干床。”（《桐花没有开》）。“有做有吃，无做傍壁。”（《禾场上》）对于民歌，周立波更是倾注了深情，在他的作品中，各类山歌、民歌、秧歌及各种曲牌音乐多达二十余种。周立波正是把积淀于特定地域民族文化深处的乡音，融入他的故乡小说中，从而使他的作品里飘荡着民俗风情的激越音符。 

三、对故乡农村自然景观的真实描写 

周立波对故乡的自然风光十分迷恋，将故乡的风光融于描写中，形成了情景交融物我同化的艺术境界。在他的笔下，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蘸满了浓郁的乡情，具有浓郁的湘楚地方特色。对故乡自然风光的描写，周立波笔墨酣畅而又细腻生动。如《山乡巨变》中对春天插秧时节山乡景色的描写：“远远望去，段里一片灰蒙蒙；远的山被雨雾遮掩，变得朦胧了，只有两三处白雾稀薄的地方，露出了些微的青黛；近的山，在大雨里，显出青翠欲滴的可爱的清新，一缕缕灰白的炊烟，在风中飘展，在雨里闪耀。”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山乡春雨图呵！又如《桐花没有开》中，作者这样描写早春的景色：“节令正春分，队部地坪里，有一株桐树和三棵桃树。桐树的丫枝还是溜光的。桃花却开了，红艳艳的，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好像一抹粉红的轻云，浮在淡蓝的天底下和深黑的屋檐边。”还有《民兵》中对茶子花的描写，《山那面人家》中对竹林、微风明月的描写等，这些描写，都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情美。 

周立波笔下的风物是真实的土香土色的东西，对故乡的田野村庄、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做了细节描写。如《山乡巨变》中对雷的描写，写得十分细致生动：有“磨地滚的”“落地炸的”“和着闪电的”“从远而近的隆隆声的”等，让人看后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周立波是群众化、民族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作品贴近群众，显示出独特的民族风格。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农村生活的真实画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的美丽与宁静，看到了农民的勤劳与质朴、厚重与乐观，也看到了他们如何经过奋斗走向胜利的辉煌历史。正是由于周立波对生活的挚爱，对文学群众化、民族化的推进，才使他深深植根于故土，开掘出了积淀的民俗基因。他的乡土小说，运用民间的视野，自觉继承了延安时期文学创作为工农兵服务的优良传统，努力实践民族主义的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十分贴近工农兵大众，凸现其隽永的魅力，对后来的湖南作家群，特别是“茶子花派”的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周立波用凝练生动的文字，用清丽淡雅的色调，巧妙地将民俗基因注入他的乡土小说中，从而使他的故乡小说通俗易懂、风情浓郁，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