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立

真是没想到，一个中学教师竟然完成了一部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很高的史学专著——《刘勰志》。

手拿这部专著，我感到沉甸甸的。我是朱文民先生的同事，耳闻目睹了朱先生从选题立项、搜集材料、实地考察、潜心研究直到撰稿成书的全过程。整整八年的时间，朱先生就这样背负重荷，沉甸甸地走了过来，不仅令我刮目相看，亦且令我肃然起敬。

刘勰是南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关于刘勰研究，学术界可以说名家辈出，硕果甚丰。但多是专题性的，有些甚至是零碎的。对刘勰的系统研究和阐述，可以说是从朱先生开始的。一九九六年，山东省史志编纂委员会筹划编纂出版《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刘勰志》被列入其中，但在确定编撰者时，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把任务压给莒县史志研究办公室试一试。因为朱先生是一位地方史志爱好者，在诸葛亮研究方面已小有成就。莒县史志研究办室的领导找朱先生商议，没想到他竟然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下来，毅然决然地承担了《刘勰志》的主编和撰稿任务。

为刘勰作志，殊非易事。首先，关于刘勰的历史资料奇缺，在有关史料典籍中就那么几条，且数量有限，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林其锬先生统计，“他（刘勰）在《梁书》、《南史》中均有传，但是《梁书》本传仅1116字，除去其中引述《文心雕龙·序 志》的777字，而真正记述传主生平事迹的只有339字。《南史》本传则更少，全文仅367字 ，除去其中引述《文心雕龙·序志》118字，记其平生事迹者只有248字。所以，刘勰生平事迹文字遗留下来的真可谓是寥寥无几。刘勰一生著述颇丰，见之史书著录者有《文心雕龙 》、《文集》、《刘子》以及众多的碑文。但是，《文集》和诸多碑文皆已亡佚，幸存者仅《 文心雕龙》、《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诚寺石像碑》，而其后期重要著作《刘子》，自南宋以后又“疑以传疑”被打入“伪书”另册，这样一缺二疑，刘勰生平也就更加扑朔迷离，为其作传也就是难上加难了。”这些年来，尽管先生也积累了一些资料，但数量有限，写几篇论文尚可，要靠这些写专著，那就捉襟见肘了。再者，历来学人对刘勰的研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这就需要有很高的鉴别筛选能力来披沙拣金，更需要有很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去求证，去分析，得出既符合事实又合乎逻辑的结论。正因为“难上加难”，此书一出，见出了朱先生的胆识、水平和功力，深得林其锬先生赏识，欣然为其作序。

八年来，他披肝沥胆，孜孜以求，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多方求索，潜心钻研，苦心求证，四易其稿，终于一部４０万多字的学术著作赫然出世，令业内人士为之瞩目。这部著作系统地介绍了刘勰的家世族源，坎坷少年时的“笃志好学”，“独善垂文”“奉时骋绩”的人生追求，“建德”不成而“壮志别展”，毕生致力于“立言”，终于成为南朝齐梁时杰出的思想家的人生历程，系统地阐述了刘勰的生平及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文学思想、史学思想、诸子观及佛道思想，澄清了学术界在刘勰研究方面的一些片面认识，完成了由“文刘”到“哲刘”的定位，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层次，得到了海内外刘勰研究专家的充分肯定。著作中对于大陆、港澳台、亚洲、欧美的一些国家刘勰研究成果的介绍，对一些历史遗迹和纪念设施的搜集整理，为后人进一步开展刘勰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可以说，这部巨著构建起了朱先生刘勰研究的框架体系，填补了刘勰研究的空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当前网络信息时代日益浮躁的世风下，从事这种纯学术的研究，必须耐得住清苦和寂寞，具有“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心性，能做得住“冷板凳”。朱先生不仅坐了下来，而且“坐”出了成绩。朱先生少年时，就立下了“志于学”的宏图大志，在同龄伙伴还沉溺于玩耍嬉戏之时，他从父辈那里广泛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通读了“四书”、“五经”、“二十四史”部分原著和通俗演义。对刘勰的热爱始于先生少年时期，因为刘勰是先生的乡贤，父老乡亲经常讲一些关于刘勰故事的给他听。一个偶然的机会，先生还弄到了郭晋稀先生写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虽然还读不大懂《文心雕龙》原文，但郭先生的译注无疑对朱先生后来从事刘勰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上世纪70年代初，朱先生入临沂师院政治系念书，那时候学什么专业不由自己，全由组织安排，由于喜好文史，他时常去中文系听课。在回本县任中学政治教师期间，他认为政治是一门科学，而现实教材则多为马列33条语录等，一气之下，改教语文课。打倒“四人帮”后，著名学者王汝涛先生摘掉右派帽子，在师院历史系任教，他又慕名考取了历史系，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他得到了王教授的精心指点，使他萌生了从事历史研究的愿望，并一头扎进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历史中，由研究诸葛亮开始，最终确定了刘勰研究的方向。记得他刚接受《刘勰志》编纂任务时，手头理现成资料紧缺，仅有《中国通史》《梁史》和《文心雕龙》等一些普及读物，真正专下来、深进去的东西很少。为了寻找资料，他奔波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各大城市名牌大学图书馆，穿梭于各大名寺禅院，寻觅刘勰的踪迹。拜访全国知名刘勰研究专家，与港澳台及海外专家保持通信联系。他四处求人、跑图书馆、抄卡片、借书，甚至不惜花费高昂的代价复印一本本厚厚的专著。在一些寺院里，当他如痴如醉地辨认、阅读、抄录一些碑文时，常常招来旅游观光人士的围观。有一次，在南定林寺，当他发现了刘勰的出家的新证据时，他竟然激动得两手发抖，很长时间才恢复平静。

撰写书稿阶段，他闭门谢客，足不出户，兀兀穷年，忘记了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的斗室常常灯火通明，窗子上投下他伏案写作的身影。数九严寒，办公楼不通暖气，他用一件旧大衣包住膝盖抵御寒冷；盛夏的夜晚，当别人坐在广场上手摇蒲扇，悠然纳凉时，他则趴在桌子上，挥汗如雨，为防蚊虫叮咬，穿起了长褂长裤，脚上居然穿起了长筒靴。多少个的除夕之夜，当人们吃罢年夜饭，一家老小坐在电视机前欣赏春节联欢晚会，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时，他则独自来到他的斗室，穿过时间的烟云，与刘勰展开了年夜对话。白天上班期间，我怕他太累了，工作之余来到他的斗室，有时在他身后站了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发现。坐下来想和他聊聊，说不了三句话，他就扯到刘勰身上来了：刘勰从政壮志未酬，转而潜心研究学问，写出了《文心雕龙》，这叫“壮志别展”，我现在写《刘勰志》，也算是“壮志别展”吧；有人认为刘勰儒家思想占主导，有人认为他佛家思想占主导，而我认为他一个杂家，是博采众家之长，融为一家；台湾著名学者王更生教授昨天给我寄来他自己的著作，中华民族的血脉是相通的，血浓于水，血浓于水呀！……坐时间长了，我怕耽误他宝贵的时间，每次当他的思维沉浸在历史的长河里时，我就悄然退出。于是他又转回桌面，到他的史海里遨游去了。

朱先生是淡泊名利的。在“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钱潮”的世风下，急功近利的观念主宰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大都为金钱而奔波，只要能挣钱，亲情不顾了，理想不讲了，信念丢弃了。要真正做到视金钱如草芥、如粪土，非有宏图大志者不能为之。先生是秉持了“用知识来改变命运”的理念走上治学之路的。他的梦很多，曾辛勤耕耘过文学，默默地研究过三国，师从王汝涛教授后专攻历史，成了能够自由出入王教授之家的关门弟子。先生的执着的人生追求和高度的责任深得王教授的器重，王教授在《琅邪居诗稿·生平四友弟·朱文民》说：“滔滔举世重实惠，君独埋头苦读书。莒史纷纭梳乱发，彦和家世探骊珠。业余治学庸人妒，带艺进修勇者儒。薪火琅邪传一脉，梨洲季野是师徒。”。我有时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编这部书用了八年时间，如果你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于编写教学辅导读物或干其他赚钱的事情，说不定你早就成了富起来了。”他冲我淡然一笑，回答异常平静：“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有人下海捞钱，当富翁是一种活法，我研究刘勰也是一种活法。我这领域里，我活得充实，这就够了。许多专家、科学家都没有发财，但他们推动了人类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当时刘勰写《文心雕龙》时难道是为了赚钱吗？”一个教师，本没有多少积蓄，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成家，经济的拮据可想而知。但只要是买书购资料，他从来不吝惜花钱。他被日照市委宣传部评为“爱书之家”是当之无愧的。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历史、哲学、刘勰研究的书籍资料，装在书柜里，满满荡荡地竖满了他的卧室四壁，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巢”。为了征求专家的意见，他同全国龙学界知名人士一直保持电话联系。讨论学术问题是思想火花的碰撞，三句话两句话岂能说清楚？每次电话都在半个小时以上，有时每月话费近千元，他从没有向领导伸手要过补贴。他知道，现代社会是信息的社会，互联网就是一个信息的海洋，为了多渠道的获取信息，他毅然决然购买了计算机，并申请了宽带网。50多岁的人了，学电脑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每次他找到我，就像小学生请教老师那样，耐心地询问，反复地操作，其认真执着的精神，常常使我这个晚生后辈为之汗颜。

难怪一位文心雕龙学会专家说：“朱文民就是刘勰，刘勰就是朱文民。”在整整六年的刘勰研究中，朱先生已经完全和刘勰融为一体了，我们敬重刘勰的追求和成就，更敬仰朱先生在刘勰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果，还有他的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人生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