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韩石山，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山西临猗县人，1947年生，1970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曾担任过中学教师、县委副书记，退休前担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以文学批评和传记创作知名。著有《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寻访林徽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谁红跟谁急》《民国文人风骨》等。

讲这个题目，我还有点自信的，原因嘛，我当过多年中学教员，现在的身份又是作家，跟中学生谈写作，正是将我的两个长项结合起来。同时又有点忐忑。这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中学教员，是老中学教员，离开中学讲坛三十多年了，我这个作家，是个老作家，退了休的作家，肯定是老作家。什么东西老了都不好，大概只有老妈比新妈（后妈）好。

一看这个题目，同学们就会失笑，觉得应当是“和中学生谈写作”，怎么用了个“跟”字呢？可见你是个“土老帽”，人们都给山西的作家叫山药蛋派，山药蛋派作家当然是土老帽了。

我不想辩解，只想举个例子。赵元任，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你们可能不知道，但一说当年清华大学有四大导师，就想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第四个就是赵元任。晚年，赵先生在台湾作过一次演讲，其中一个题目叫《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一些问题》，一连用了两个“跟”字，报上要发表这个演讲时，编辑以为是不是错了，跟赵先生联系，赵先生说不错，就是这样的。

     写作的重要性就不必说了。要说的是，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好的文学作品。

谈写作，可以从许多方面谈，比如生活积累，比如多读书多吸收，比如思想观念，我要讲，还可以从我自己的写作经验上讲，我觉得，这些都远了，谈我自己倒是近，也没有多少价值。不如具体地讲一个人的写作观念，连带的说些其他的，就够了。

这个人，我选择了胡适。过去的中学课本上，是不选胡适的文章的，据说现在选了，也只是选了他的一首小诗，实际上，这个人是很会写文章的。梁实秋，看书多的人，大都知道，也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他的《雅舍小品》很有名。梁实秋还是个很傲的人，同辈的作家学者，没有几个能看得起的，独独对胡适非常佩服，说胡先生的文章，清楚明白，能把白话文写成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胡适关于写作的文章很多，一篇一篇的介绍没有必要，我选了胡适晚年说过的几句话，作为他的写作的观念，介绍给大家。共是三句，都出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这本书，大陆也出过，叫《胡适晚年谈话录》，这个书名，冷冰冰的，没有原来的好。这是胡适的学生，也是秘书的胡颂平，晚年跟着胡适，记下的他的谈话。叫“胡适之先生”是一种尊重，叫“胡适”就失礼了。

是三句话，也可以说是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是，1960年3月31日这天，胡颂平进到胡适的办公室，谈起作诗，胡适从字纸篓里捡出一份油印的诗稿递给胡颂平，说：“你看，这些也叫做诗！他们不晓得自己的不通，所以印出来寄给人家看。这样的人很多，像纽约的华侨报纸上，菲律宾……各地的报纸上，常有这样不通的诗。还有些老辈做的诗，也往往有不通的。在这个时代，再用陈旧的诗的格调，再也做不出好的诗了。”先生又说：“怎样叫做通？第一要懂得文法，第二要把意思表达出来。作诗如此，作文也是如此。”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作诗作文章要通。通是第一位的。

第二个是，1959年5月16日这天，台湾大学侨生代表六个人来看望胡适，说他们组织了一个海洋诗社，带来了他们的诗刊《海洋诗刊》让胡先生看。胡先生看了，说，你们做的诗，要分作两部来说，一部是“我”，一部是“人”。你们做的诗，如果不预备给别人看的，你做好就烧了，那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如果要给别人看，那么一定要叫别人看得懂才对。从前有两句骂人的话：“但要放屁，何必刻板。”刻板就是印成书。这话是对那些文章不高明的人说的，讥笑他们不要刻板，实在是有意思的。你们写的所谓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只管自己写，不管人家懂不懂。大部分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东西。你们的诗，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能看得懂？我的《尝试集》，当年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叫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人的诗也都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价值。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美，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这个小故事是告诉我们，文章要有力量。明白清楚就有力量，有了力量才能有美。

第三个是，1959年12月21日这天，有位客人带了他自己做的歌词来见胡先生，并请指教。胡先生看了他的诗歌后对他说：“你的歌，不能算为太好。你要设法去了这些套语，要注意思想，不要注意词藻。白话没有什么词藻，真正干净的白话是很雅致的。”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写白话文，不是说越白越好，还要雅致。

总起来说，就是不管是写诗还是作文，一要通，二要有力量，三要雅致。

新文化运动以来，谁的诗最好呢，不光是诗，也包括文章，我的看法是徐志摩。去年有家出版社要我编一本徐志摩诗选，我编了，叫《四季志摩》，就是把徐志摩的几乎所有的诗，按一年四季编起来。前面我写了个序，序里说，近百年来的新诗运动，以实际成绩而论，基本上是失败的。说成绩而加上“实际”这样的前缀，是说在民众间的流传，这是一个最实际的标准。这里的民众，非是指真正的老百姓，而是指普通知识分子。诗既然常与歌连用，就应当像歌一样能够吟唱，不说吟唱了，看上几遍能记在脑子里，要引用了能随口说出来，该是起码的要求。不是说一首长诗要你全背出来，总该有两句精彩的句子吧？以此标准而论，能流传两句的，就该说是优秀诗人了。比如：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的“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卞之琳的“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能有两句记住的，或许还该加上胡适的《一对黄蝴蝶》，闻一多的《静夜》，戴望舒的《雨巷》，数来数去，也就十来八个人，三二十句诗吧。这么一点成绩，能说是怎样的成功？

然而，独有徐志摩是个例外。如果说新诗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徐志摩个人则是成功的。说整个新诗运动，成全了他一个人都不为过。别人有两句诗，一小节，能让人记住已然是了不起的成绩，他是整首整首的，如《再别康桥》《沙扬娜拉》等。他的诗，整体说来，清新，雅致，感情沉静，音韵自然。也就是说，达到了胡适所说的三条。

谈了胡适的作文理念，又谈了徐志摩的诗，还想结合同学们作文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谈谈，这样或许更有针对性。不想列上多少条谈，太多了谁也记不住，只谈两点。

一个是，千万别相信白话文就是怎么说怎么写。叶圣陶老先生在世时，常这样说，也写过文章宣扬这个观点。其实说话跟写文章，是两回事。再顺畅的文章，也跟说话不同，再漂亮的说话，也跟写文章不一样。你们一个班上的，肯定有些伶牙俐齿的同学，他的文章就一定好吗？不见得，十有八九不会好。也有的同学，说话木木讷讷，可是写得一手好文章。这就可见，说话跟写文章，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为什么呢？说话有当时的情境，还可以借助表情、手势，想强调的时候，重复一下也没什么。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也没有什么，意思清楚就行了。写文章，面对的是白纸，是电脑的屏幕，用的是笔，键盘也是笔，要将自己的意思，还有感情，完满地表达出来，必须讲究逻辑，讲究修辞，完全是另一回事。前面说的胡适的话里，胡适说写文章不能用典，就是不要用成语啦什么的，这也有点过了。成语、典故，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结晶，不在于用与不用，而在于用得恰当与否。

再一个是修改要当心。平日老师教学生，总是说要言简意赅，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要反复修改。最著名的说法是鲁迅的一句话，在一篇文章里，他说，写完之后，至少要看两遍，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这话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你想，一篇文章，真要这样删下去，最后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筋了。这是拍电报的做法，是发手机短信的做法。文章要丰盈、灵动，总是免不了作些修饰的。有些微妙的意思，说不定恰在那些可有可无的话里。文章是写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写得不好，怎么也改不成好文章。

这就要求我们珍惜最初写下的句子。同学们可能都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有时写上一句话，起初还觉着不错，越看越别扭，那就改吧，改了更别扭。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起初写的时候，你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就是说，你的思维是顺畅的，就那么写下来了。后来看起来，为什么觉得别扭了呢，这是因为你单独提出这句话，脱离了那个特定的情境，看起来就觉得别扭了。前面说了鲁迅的不是，实际上鲁迅是个在文字上很讲究的作家。他的小说《祝福》里，说到祥林嫂外出乞讨，挎着蓝子，“里面有个碗，破的”。像这个句子，若是要修改，肯定会将“破的”提出来，放在“碗”字前面。一放在前面，成了“里面有个破的碗”，是通顺了，可也没有原先的意味了。现在要追究的是，这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是先写了“里面有个破的碗”，再将“破的”提出来吗？我以为不会是这样，极有可能是，先写了“里面有个碗”，略一思考，觉得应当对这个碗有所形容，有所限定，便接着写了“破的”两个字。也不提前了，就这么着。一个奇妙的句子，就这么不经意间出来了。同学们写作文，若是遇上这种情况，千万不要随便改动，只要不损害文意，就让它这么着。说不定也会产生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句呢。这也是自然为文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