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因为民国几篇小学生的作文有点文言味道，有点优雅舒缓的生活气味；难道就因为作者举出来的现代几篇小学生的比较呆板的作文程式；难道就因为网友们少见“文言文”而发出的这种“物以稀为贵”式的“大惊其淡雅隽永”的钦佩论断；难道就因为药家鑫等的恶性案例，就继而轻而言之“戾气弥漫在整个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神州大地自兹风雅沉没、文教衰敝，这种堕落造极于今日。现在的学生不会写文章，已成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药家鑫和他的师妹告诉人们：中国的教育，还在朝着更坏的方向走下去。”

    大概以邹先生“然而民国毕竟还是残存风雅的时代，那时人们虽然转向西式教育，但在骨子里仍保留了传统的教育方式，出经入史依然是年少时的必修课。有了古典学问做根柢，后劲十足，成年后才能做到学贯中西，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之言，就能解决“戾气弥漫，风雅沉没、文教衰敝，这种堕落造极于今日”的问题，就能防止药家鑫等的恶性案例的发生，就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这恐怕并不见得吧！就传统的经史来说，无非就是《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但是就接受的纯粹的封建传统教育的人就能改变人性之恶，使人性向善吗？这恐怕有悖逻辑吧？不然哪能有清宫的皇子为皇位而斗得你死我活呢？哪能有清末民国时期非常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呢？道德沦丧呢，人心如一盘散沙，任由列强欺凌呢？《十三经》《二十四史》教育下的民族为何有《金瓶梅》《红楼梦》里揭露的的鲜廉寡耻的勾当呢？对于这种教育，鲁迅先生曾经呐喊“救救孩子”，对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教育，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除了“吃人，就是“瞒”和“骗”。试想想，哪些史书里记载的满口“仁义道德”而实则“鲜廉寡耻”的事情还少吗？不然，为何会出现《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这样的暴露黑暗的小说呢？难道会诌几句文言文就有了风雅，就有了文教之兴，就有了道德之盛，这恐怕难以细心推敲？

    其实，关于“义”和 “利”的话题，是一个永恒的教育论题。古代的教育讲，今天的教育也讲；东方的教育讲，西方的教育也讲；但“人心惟危”，做起来难以料定，教育从来都不是万能的，不然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为何要设置法律和刑律呢？就是古代教育以及民国教育也不乏有好学生，也有坏学生；西方教育也如此！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出现了坏学生，就引起了崇古情结，就感叹“中国的教育，还在朝着更坏的方向走下去”，继而就向往过去的教育，甚至就武断地说“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孕育了许多人杰，但也必须看到，中国文化的堕落是肇始于民国的。清末民初，梁启超的新民体兴起，醇雅古文无人克绍箕裘，已是文化沉沦的先声。步入民国后，知识分子自坏其礼，提倡白话文，从功用的角度来看尚可理解，但同时叫喊打倒文言文，则是彻底沦陷的标志，因为那意味着风雅已经不再为人们所尊仰，平易、庸俗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实用思维左右了国人头脑。”

    对于当今之教育我不敢说有多完美，但现代教育毕竟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进一步沦落为西方强国的殖民地，沦入腐朽的封建统治之中，看不到曙光的形势下，无数先贤仁人志士们为了寻求“强国强民”“救国救民”之路，“睁眼看世界”，经过反思总结，比较之后，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之后，在思想上进行的多次辩论，争论甚至是残酷的斗争后才在这块旧学顽固的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广开的“新学之花”。就如鲁迅，胡适一代巨擘力主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一样，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代代先贤的呼唤，呐喊，中国的“新学”就难以建立，就难以彻底打倒顽固不化的“旧学”。如果不这样，华夏大地依然维护传统的“经史”旧学，抱残守缺，维护“旧统”，以为“之乎者也”就是优雅，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这样很快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进步为屹立于东方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如果真没有“马列毛邓的思想之经”，那么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选择“新经”是历史的选择，我们没有必要在什么时候都奉行“旧经”，那样，显然是开历史的倒车。

    当然，对于传统文化，在这里我们也要辩证的看待，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正确的态度当然应该坚持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坚持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而不能像对待祖宗留下的一所“大宅子”，或者“一把火烧掉”，或者“欣欣然拿起了“烟枪，大吸剩下的鸦片”，或者是只要是资本主义的就一概“一棍子打死”或者“全盘西化”等等，这样的态度其实不是“左”，就是“右”，是缺乏科学的辩证的的思维的。其实这个问题还是鲁迅先生认得清，说得好：“没有拿来的，文艺就不能成为新文艺；没有拿来的，人就不能成为新人。”看起来，打倒了文言文，旧的“风雅”不存了，但是提倡白话文，新的“风雅”却也树立起来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的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纵观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发展历史成就，白话文明显要高于文言文，同时就思想的发展和表达而言，白话文要优越得多，谈到文化的普及型上，白话文也要好的多。就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广泛普及一样，就是因为语言的趋于白话性，更不要说现代和当代许多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用白话文写出的“风雅”之作了。因此我们不必为旧的“风雅”的沦丧而叹息，我们不能开历史的倒车，而是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优美的同样具有“风雅”的白话文来。这才是大势所趋，这才是文化之兴之道，而不是文化凋敝之道！

   今天，在呼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号召下，我们相信我们国家的文教之风会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强盛，就像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样，这里面不知有多少文教之功，经济的强盛，是由强盛的文化作有力的支撑的，而不能仅仅以有没有“大师”作为唯一评价标准，也更不是邹先生所言的“文化凋敝，文化沉沦”等等严重问题，就是对于现在文化教育出现的问题也不能以“开倒车”解决，而是要做出针对性的弥补，“因噎废食”，“因虱烧衣”，因为脏水把孩子也一同倒掉明显是偏激的，不理智的。至于“大师”级的人物的出现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参照标准，毕竟“一枝繁荣 ”不是春，“满园繁荣”才是春，展望文教事业，随着蒸蒸日上的国力迎接一个灿烂的如同盛唐文化那样的繁荣局面是不会遥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