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父母都是教师，她也似乎感到比我幸运，但是经济上，她很同情我：“   爸爸，要是你比我晚出生几年就好了，因为我穿过的半新衣服可送给你穿，你就不要穿补丁衣服了。”我半感动半生气：“你的半新衣服我根本没有机会穿，但我的半旧书你足可以读。”女儿翘嘴：“我只认得拼音，不识几个字。”我一锤定音：“先练艺术。”“什么叫艺术？”女儿满眼迷茫。我决定精心塑造她，玉不琢，不成器。

一个中午，我带女儿到青少年活动中心逛了一圈：书法、绘画、扬琴、小提琴、钢琴、二胡、舞蹈、写作班令人眼花缭乱。女儿流连忘返，跃跃欲试。我试探：“学什么？”“我全部要学。”女儿气壮山河。“先练二胡吧！”我斩钉截铁。

每个星期日下午和寒暑假，不管多冷、多热、多忙、多累，我都带着女儿，提着二胡奔赴青少年活动中心。女儿尚小，我担心她把“SO”唱成“五”，更担心她分不清高音、节奏、内弦、外弦、拉弓、D调、F调、一把、二把……为了防止她出洋相，我只能乖乖地坐在女儿身边一同听课。教室里经常大闹天宫，鸡犬不宁，我头昏脑胀。初学者，拉起二胡来像锯子锯木，几十把锯子一起“工作”，我耳鸣不止。我边受罪边想：大凡艺术，初学者都不能欣赏，必有个使人受罪的过程，我要坚守阵地。坚持了一些日子，我隐隐感到二胡老师有驱逐我的意思。因为我坐在室内，好像领导听课，教者总感到不“自由”。某日，二胡老师对我直白：“你到外面歇歇，外面清静。”于是我成了“难民”，只能站在窗边旁听，实在站得累了，就在草坪上坐坐，抽支烟，解解闷。

技能需要多练，回家天天要上小课，我便成了主教练。女儿并不把我当导师，一句话就把我气得半死：“你并不比我懂多少！”我抓过二胡，奏了一曲，女儿傻眼了。以后，我的指导她能听进一半。为了提高她的积极性，我耍了一些小花招：每练一遍都为她打分，从六十分打起，十分一加；打到八十分，五分一加；打到九十分，一分一加；打到九十五分，半分一加；打到九十八分的时候，训练遍数也就差不多了。我绝不给她打满分，面对一百分，女儿可望而不可即，厌倦了，我便与她争抢二胡。再好的东西一人独享，她不会珍惜，只有被争抢时，才感觉到她的珍贵。女儿霸占了一会，又没劲了，我就与她进行比赛，她一遍，我一遍，偶尔我要故意输她几次，让她兴奋。

二胡的吸引力实在抵挡不住动画片的魅力。每天放学后，女儿总钻在各个频道的动画里，独自咯咯地笑。她母亲总是三番五次地催她练二胡，她置之不理。一日，被她母亲狠揍了一顿。女儿哭哭啼啼，拖出二胡，命令我：“你为我打节奏，在你的膝盖上狠狠地打，妈妈刚才打我的几下，我都要还来。”女儿开始边哭边拉，凄凄惨惨，后来拉得笑逐颜开。学校举行艺术节，女儿上台表演，被摄像机扫了一下，在《宜兴新闻》里亮了一次相，她感觉自己成了闵慧芬。自此二胡训练又升了一次温。

可好景不长，别人“七级八级”，她“一急不急”。我又动了一次歪脑筋。某日，正巧我的膝盖撞在墙角上，撞出了一个“紫凸螺”块。当晚训练，我照例为女儿打节奏。突然，我卷起裤管，让女儿看看我的紫膝盖。女儿很心痛：“啊呀，膝盖都拍紫了。”为我抚摸了两下，说：“换一只膝盖，把脚管都卷在膝盖上，轻轻地拍。”那一晚，女儿很感动，一直练到十点钟。我窃喜。

有一位残疾女性写了一本书——《妈妈的心有多高》，记述了她把女儿送进北京大学的艰难历程。父亲的心也不低啊，我愿与女儿一起飞！

（本文作者是江苏省宜兴市潘汉年实验小学老师  李春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