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曾说，“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河流，政治和军事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拦腰砍断。《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行为的模子，迄今仍然不断地浇出同类的产品……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引导我们的学生来读一读这皇皇巨著，让这些朝气蓬勃的学子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正确地看待今日社会，拥有展望国家未来的智慧和能力呢？

一

有人曾质疑我让学生读《资治通鉴》，会引他们误入歧途，我也担心这些青春年少的学生看到历史上一幕幕的惨剧后会消极面世。大家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学生在阅读初期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并表达了他们对阅读《资治通鉴》的抵触情绪。学生王良翰就曾经这样说：

初读《资治通鉴》尝觉受益匪浅。然则，班中诸同学论之深不以为然。

    尝与张韬老师论及此，张老师以为不适龄，余以为然。余以为：书者，心之形也。方其热血之时，必有奋进之心；方其不惑之时，当有清净之心。心少于龄，谓之愚，心过于龄，谓之怠，唯适于龄，方为人生。尝略观《资治通鉴》之书评，诚为好书，然好书读者不当时，则人书尽误。

王良翰同学的话如一根根针刺痛着我的心，让我长夜难眠。如果只为了呵护这些孩子而有意地掩盖生活的真相，让他们误以为生活处处美好，当他们接触到真正的社会，看到生活中的丑恶时，会不会如我一样的困惑苦恼？当恶势力汹汹而来，他们会不会还来不及思考就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又一个“石虎”刀下的冤鬼，“河阴屠杀”的白骨？

一个忐忑不安的夜晚，波兰总统克瓦希里夫斯基在纪念奥斯维辛解放六十周年大会上讲的那段话再一次回响在我耳边：“我们现在站在一个任何语言都显得多余的地方。但我们仍要说，要怀念，要呼喊，这里曾是人间地狱！”我们为什么仍要忍着伤痛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些冤屈的魂灵，因为在这里曾有最丑陋最扭曲的人性，中国历史上也曾上演过类似的惨剧。如果我们因为害怕伤痛而不愿面对事实，也许不久的将来悲剧会再次重演。我的学生将是社会前进道路上的一代传人，我有责任让他们明白生活的真相，思考人性的善恶。伤痛不可避免，但从中获得正面的力量也很有可能。想一想自己读《资治通鉴》不也是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的过程吗？我不能因为有反对的声音就让学生放弃阅读。历史虽然有让人悲观的一面，但通过正确的阅读方法和积极的生活态度的引导，严肃而丰富的史料会让他们获得反思的能力，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改革的智慧。

我让学生继续阅读《资治通鉴》，还让他们进行组内合作，组间讨论，班级间争论。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话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认为一种最具有道德意义的公共讨论会使人们对每个有争议的问题都达成共识，那是愚蠢的。但是这种讨论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健康的公共生活。同时，他也会使我们生活的更加明白。”是的，在争论中同学们渐渐捋清了自己的思想。

在争论中我还看到了更欣喜的变化，曾经质疑读《资治通鉴》的同学王良翰，在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后，从中找到了促使自己思考进步的积极力量。他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曾动情而坚定的说：

变革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件大事，而我们对于变革总是抱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在变革面前迟疑、反复，于是在中国五千年里，我们所经历过的完全成功的变革少之又少。但不变革就只有灭亡一径……任何的改革家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商鞅则是勇者中的勇者，他为了他的理想，不惜以身护法。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一次站在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勇者，也赞颂这样的勇者，同样，我也渴望成为这种勇者。

在阅读中同学们逐渐接受了历史的真面目，在美与丑、善与恶的较量中，他们没有悲观，相反却激发出改变现实的勇气与热情。

王良翰同学的变化令我欣慰，其他同学对《资治通鉴》这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书籍的肯定，更是帮助我从对语文的怀疑、困惑中走出，更坚定的让我相信中国年轻人不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二

《资治通鉴》读书汇报展示课已经过去半年，当我重新观看这堂课的录像时，心中依然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当有些学生忙于阅读快餐文化、咀嚼别人的二手材料时，我的学生在细细品读原著；当有些年轻人误以为开卷有益时，我的学生路雨坤们却在质疑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当有些学生只为高考读书时，我的学生张帝们在关注国家农业、军事的战略部署；当有些成年人只留心股票和房产时，我们这些未满18岁的青年王天赫们在关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进程；当有些人还在以我们的古老文明固步自封时，我的学生袁榕、闫洁琳们已经放眼海外、思考祖国的未来了。我为他们拥有这么开阔的视野而激动不已。这不仅仅是因为学生自己努力，也是因为《资治通鉴》这套书本身就高瞻远瞩。借助于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书引导学生，自然能培养出胸襟开阔的学生，我知道在培养有社会责任心的学生方面我做出了有意的尝试。

这堂展示课同学们成为思想交锋的主角，我则只是偶尔做简短总结，这堂课我是配角。以前的公开课，往往是学生配合老师表演，热热闹闹看似圆满的一节课，学生的收获到底有多少？老师自以为很有成效的一节课，学生们是不是会在心底里认可？常常在以为抓住语文的时候，语文却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错误总是发生在我们企图用“正宗”的方法教学生时。

为了学生能在思维与思想方面真正得到提高，我愿意改变自己：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我做他们的引路人。为他们提供阅读书目；为个性化的阅读进行思路和写作指导；引导他们学习如何多角度搜集、整理资料；鼓励他们认真阅读别人的作品并提出修改意见；组织他们预设别人阅读自己作品时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准备应对的方法；我更愿意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思想交流，并相互借鉴提高。

《资治通鉴》展示课上同学们之间的一组对话让我看到了老师角色转变后的成效。

芮津：首先我认为袁榕同学的文章有许多亮点，可以看出她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写这篇文章很不容易，她查看了许多史书。我想问你有关汉朝言论自由那一段，在这段你总结说汉代有言论自由，我认为这个结论稍微有些以偏概全了。你举汉文帝时期的例子，汉文帝在位23年，可是西汉延续了200多年，你把23年扩大到整个汉代，我认为这样不合适。我也不否认专制社会的一定时期有开明的君主，这时是有言论自由的，不过这不能代表全部，如果整个汉代时期都有言论自由的话，我想问为什么司马迁只是因为给李凌辩护就遭受宫刑？

袁榕：非常感谢芮津的问题，我想你课前一定很认真的阅读了我的论文，而且有点想让我在台上说不出话来。我在文中说到西汉有言论自由，可我不否认西汉对自由有一定的限制。言论自由是相对的，每个人对言论自由的界定标准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言论自由是一种动态平衡。我们不能纠结于一个言论自由与泛滥的界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强调寻找一个固定的界点。

    还有关于司马迁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对于司马迁来说我们承认受宫刑这种行为确实不是言自由的表现。但就像刚才你说我一样仅以司马迁一列来反驳我可能也是不大妥当的。

王天赫：你文章提到因为封建迷信就被杀，我觉得这种完全由统治者心情决定的自由，是人治情况下的自由，不是法律保护下的自由，所以我认为你文章提到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袁榕：那你肯定不肯定言论自由的存在？

王天赫：我不肯定。自由完全由统治者的心情来决定，这从本质上说不是自由。

袁榕：请你给“人治”下一个定义。

王天赫：……

王良翰：我看到这篇文章受益匪浅，你敢于写出这样的文章，姑娘你真是条汉子。

我想说两点。第一，正如王天赫所说，人治社会下所谓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什么是人治社会呢？就是人高于法。我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每个皇帝登基的时候都要大赦天下，你见过美国哪个总统上台大赦天下？第二，特权阶级的言论自由不能推广为整个宋朝社会的自由。

袁榕：请稍等。关于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疏忽导致了论述中这一点的缺漏。不过我补充说明在我查证资料的时候，同样发现了宋代老农直面官员提出问题并获得非常大的自由限度的例子。

闫洁琳：你在文章中提到自由是相对的，你也看了一些有关美国的文献。那么这种自由到底限制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相对的自由？怎样把握这个度？

袁榕：有人说的好，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限制了自由；我们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寻找自由与泛滥的平衡点，或者说是固定点。所以我们说它是动态的。我们可以去界定自由，但每个人界定的规则不同，会把握不同的限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处在当下的社会，你会怎么界定这个范围？

闫洁琳：我也参考了一些书目，美国宪法中有关于这个方面的规定。“只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如果立马就会暴力行动，立马会有实质性伤害，这时言论自由才可以限制；没有这些伤害时，就要最大可能的给与自由。”我认为这个规定是明确的，而你所说的动态的自由，是不是有人治的嫌疑？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制。

袁榕：自由的动态平衡中应注重道德伦理，比如说在宗教歧视、种族歧视中要多考虑道德伦理。

闫洁琳：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很久以前美国有个非常著名的种族歧视例子叫3K党，你对他们想在电台播放关于种族歧视的观念的做法怎么看？

袁榕：我想可能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去查了。关于这个例子美国已经有很详尽的回答：这属于美国言论自由所不包含的范围，它属于限制的范围。我刚才说过关于宗教问题美国包括其他西方国家都是没有开放的，他们的自由也是相对的。

闫洁琳：那么对现在的中国而言，你认为怎样的度才能既享受到言论自由又不至于泛滥？你能不能给出行动方面的明确的回答？

袁榕：关于行动方面我觉得我无权来界定，如果让我来回答的话，就是没有被和谐掉。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语文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语文就是让学生真实地感受到世界的美与丑，并且在感受到善与恶之后仍然拥有生活的激情，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智慧和能力。语文课就是教师通过语言文字,引导学生在一次次思想火花的摩擦中获得激情、勇气、智慧和能力的一个快乐而充实的过程。这就是我的阅读观，也是我的语文观。（作者北京市第八十中学语文教师 庞秀卿）

（此文为全国中语会十二五规划课题“文学名家名篇进课堂与高中语文校本课程建设研究”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