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民

刘玉明老师去世已经三年了，今年9月19日是他的三周年忌日，作为他的老友，心里总感到一种有言要吐的感觉。我俩的友谊，可谓清淡如水，从未在物质上有过来往，但是精神上的往来终生不断。平时写信互致问候，老友去世，写点文字，以舒心中的怀念之情，正如古人说的：秀才人情半张纸。

一、困厄的青壮年时期

     刘玉明老师1937年9月25日出生于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曲家河村一户农家。姐弟三人，上有两个姐姐，他是父母的唯一男儿，1959年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莒县第二中学（今改称招贤中学）任教。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全国哲学大讨论，刘玉明参入其中。

那时候，毛主席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一分为二”。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先生发现我们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发现了对立统一规律，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方法，也是一种光辉的辩证法思想。后来，他又看到宋朝人张载有“不有两，则无一”的表述，认为这就是说“一”是由“二”构成的，没有“二” ，也就没有“一” 。“一”代表一种事物，“二”代表两个对立面，意思是说，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张载也猜到了对立统一规律。为此，认为在中国早就有了关于对立统一的表述法，并不亚于古希腊。

    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９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版上发表了当时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师艾恒武和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的文章。６月５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

　   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把以上两文通过江青转呈毛主席过目。毛主席在６月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应该展开对‘合二而一’的批判。”这就定性了。而这时的刘玉明老师不知康生和《光明日报》一起设下的圈套，认为真的是学术讨论，针对项晴《“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观点，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刘玉明认为，单纯强调“一分为二”只是说了问题的一半，还有另一半需要说清楚。要说杨献珍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论述“合二而一”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的话，刘玉明老师则是从马恩列斯毛著作中去找论据申明和阐述“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的观点。认为所谓“对立统一”，是对立物的“统一”，就是对立物之间的“联系”，没有统一物，便不会有对立面。“一分为二”的基础是“一”，这个 “一”就是对立物的联结。对立物如果不能联结，也就不能发生关系，没有关系，谈何对立？没有“一”，便不会有“二”，没有“二”也便不会有“一”，二者相互依存，失去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一分为二”只是强调了对立的一面，因而，他要说说问题的另一面，即“统一”的一面，联结的一面。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对对立统一的一种表述，只是强调的角度的问题。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中央有康生、陈伯达两元大将出面组织反击杨献珍。一场看似单纯的学术争论，由于康生和陈伯达等人的政治介入，制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文坛和学术界最大的三大冤案之一的“杨献珍哲学案”。刘玉明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不但没有给予发表，反而寄给了莒县县委宣传部，要求由莒县处理。据刘玉明老师对我说，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就搞着他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玉明便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批斗。莒县教育系统1970年正月开始的历时一百余天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刘玉明被公社上报作为全县大会揪斗和逮捕对象。负责这场运动的是中共莒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原莒县县委第一书记董观涛同志，当材料报到董观涛案头的时候，这位新中国成立后莒县历任县委书记中政策水平最强、群众威信最高的县领导人董观涛细心审阅材料，反复阅读刘玉明的《“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一文。最后认为刘玉明的文章错误在于题目不好，内容没有大错，不仅不能逮捕，而且也不应该揪到大会上去批斗，放到公社中型会议批判就行了。至此，一个即将降临的灾难性的大祸，因为遇到了高水平的董观涛而避免了。

    说起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大讨论，真是惊心动魄。据相关方面统计，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的孙定国、黎明两位学者被逼自杀，在解放军里面有一个“五好”战士，仅仅因为撰文接受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就被判处死刑。我想，如果刘玉明老师生前见到这个统计资料的话，他真的应该感谢莒县，因为莒县当时仅给他一个“记大过”的处分。

二、我与刘玉明的相交与相识

农历1973年的正月，我从临沂师专结束了求学生活，分配到莒县库山中学任教。库山中学是一所新建高级中学，一级和二级仅相隔半年时间，这是因为收生由秋季改为春季而然。我任二级语文教师兼政治课。一级收两个班，二级仅收一个班，且是两年制，全校就三个教学班。与我对桌办公的就是给一级学生教语文课的刘玉明老师。刘玉明老师言谈幽默，举止典雅，看得出有相当修养。他白色的皮肤，一米八几的个头，身材匀称，可以说相貌堂堂，一表人才。那时候有几个青年教师满嘴淌油，在他看来，这些人不具备当教师的资格。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从未见他言语中有脏话。

我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学业，力争弥补这一先天造成的缺陷，授课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学习。那时候真是没有书可读，只有鲁迅著作公开发行，书店里的书整个文科类也就是只有鲁迅和马、恩、列、斯、毛两类书籍。有一天我翻阅在师专求学时写的读书笔记，他看到是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摘抄和当时的一些感想，就问我恩格斯的这部书收在哪里，我知道他在考我，就如实回答。因为恩格斯的这部专著收在《马恩选集》第四卷，我告诉他，当时我买不起这一整套书，又特别喜欢，只得做了大量的摘抄。他说他有一本单行本，可以送给我，我当场表示了谢意。隔了几天他就送到我的手里，一看是繁体字竖版排印，心中非常喜欢。再到后来他就试探我的哲学水平，谈一些哲学问题，或许是感到我有一点哲学思辨能力，不免说几句鼓励的话，表现出一种信任的表情。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每天晚饭后，我喜欢出去走走，而他也是自己去学校前面的潍河边上散步，后来我就与他一起去散步，时间长了，彼此产生了一种信任感。

有一天下午，三间大办公室里（兼教师宿舍）只有我们俩人，他有点神秘地说手头有一篇文章让我看一下，我说可以，他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信封，抽出文章递给我。我放下手头工作展开文章一看，题目就使我心中一震，就快速读了一遍，然后又细心读第二遍，他看我认真仔细地读着，一边给学生批作文，一边用眼瞭一下我的反应。读完第二遍之后，我放下文章，两手托在下颌骨上，一个深呼吸以后说：这篇文章题目不好，跟杨献珍一个调子，但是内容还是能够自圆其说，有道理。可以把题目换掉。又问他从哪里抄来的文章？其实杨献珍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来龙去脉，只是听给我们讲辩证法的高广举先生讲到这个问题。刘老师这时才告诉我，这是他写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灾难。接下来给我讲述了文章的前后过程以及挨批判、受处分等诸多的问题，说“一打三反”期间，要不是遇到董观涛，可能还在监狱里，同时又夸奖了我的哲学水平。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表示了同情和理解。随后又产生一种敬仰感。感到自己竟然与一位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人对桌办公，也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其后，谈史论文总是把话说到一块去，凡是散步，我俩总是在一起。

忘记是哪一年了，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诗，说是毛主席写给郭沫若的：“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谓子厚返文王。”其中“祖龙”一词我不会解。那时候，学校新建，也没有什么图书资料可查。就问刘玉明老师，他说他也不知所指。第二天，他对我说，可以写信去威海一中问戚其章老师，我说：“他能知道吗？你不如写信给曲阜师院问问你的老师。”他说都联系不上了，情况也不明。戚其章他熟悉，虽然在农村劳动改造，精神还可以，去年他还见过。同时，向我介绍说戚其章很有学问，早在五十年代就在《历史研究》、《文史哲》、《学术月刊》等杂志发表文章，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专著有1962年出版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等。不久，他就把自己手头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送给我。这本书虽然很薄，记得不足100页，但是书的后面附有资料调查人名录，包括被调查的人名、出身成分、年龄、籍贯以及这个人与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的关系，即是亲历还是道听途说等。这个附录对我的作用远大于书的本身，因为我从中看到了怎样做学问。所以心里很感激刘玉明老师，也佩服戚其章先生的学问。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后，就收到了戚其章先生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们：“祖龙”系指秦始皇，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过了一段时间，上级查谣言，包括上面那首诗。把我们吓得够呛，决定无论谁来问，就说没有见过。

后来，刘玉明要求回原籍威海，县里落实政策办公室来人落实政策，负责给刘玉明老师落实政策的人是董永玲等同志，具体过程我不清楚。有一天刘玉明告诉我说，董永玲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作了很大的努力，最后在档案里保留了一句“曾经支持过‘合二而一’观点”。我们分析这句话，觉得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负责落实政策的人为自己留了一手，怕别人抓小辫子。刘玉明觉得尚可接受，也只得如此了。

刘玉明老师的爱好除了读书，就是喜欢京剧，有时候唱一段，还会翻跟头。身高一米八多的个头，一百六十多斤体重，有时候在办公室里，把办公桌拉到一边，蹦蹬一个倒翻，令我惊叹不已。据他说，自己曾登台演武生。我因为自己村里有一个有一定名气的京剧团，唱戏的都是农民自己，逢年过节都要演出，社员们闲谈时也议论一些人的扮相、唱腔等。我的启蒙老师孙锡钦先生就是一位从扮相到唱腔颇受好评的官生演员。小时候的农村，唯一的文艺娱乐就是听戏。耳濡目染，时间久了也懂一点生、旦、净、末、丑之类的戏剧知识，这点小常识，也为我俩的交往增添了谈资。说到刘玉明老师会唱京剧，不能不说他对于中学课本上的样板戏选段的教学。刘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京剧的唱、念、做、打，讲到高兴处均有示范表演，其唱腔有一种老生的味道，使学生在娱乐中受到教育，在娱乐中学到京剧常识。那时供销社的采购站有一位收购员叫王乃耀，会拉京胡，刘老师凡是从此路过，只要听到琴声，总要过去唱几句，下午课外活动，只要采购站不忙，他就在此唱一段，有时自己操琴自己唱，也算苦中求乐。

那时候，各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时常举行汇演，学校的宣传队排演了《沙家浜》选场，一级学生刘光福同学扮演郭建光，刘玉明导演，参加汇演演出成功，受到师生和社会的好评。

记得刘玉明回到威海以后，最初安排在威海二中任教，后又调到威海教师进修学校。

1979年，我在莒县第一中学任高中部语文教师期间，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与刘玉明的文章题目一样《“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我立即写信相告，很快得到回信，再次谈论了这一具有风险性的话题。此后的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得以昭雪后的杨献珍，被誉为中国哲学界的哥白尼和布鲁诺^[1]，而回到威海的刘玉明档案中的那个小尾巴如何解决的，我也没有再问过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他来莒县探亲，亲自带着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申请表，要求我加入省历史学会，并做了我的入会介绍人。

1991年夏天，由省社科院、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和威海市委宣传部联合召开“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到会。刘玉明是威海操办方代表人物。会议主持人安排我作大会发言，且排在第二名，先我发言的是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所长骆承烈教授。我的论文题目是《孔子的人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稳定》，大会发言时，可能因为我是来自中学，所以会场上特别的静，看得出学者们听得很认真，当我发言结束时，学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午饭期间，骆承烈教授还特别来到我的桌上鼓励我，说我在下面不容易，研究中如果遇到什么资料方面的困难，尽管向他提出，他会尽量帮助解决。刘玉明还特意介绍我与省社科院的几位学者相识。后来，山东省历史学会在曲阜师大举行换届选举大会，我应邀到会。会议期间，他带我去拜会了骆承烈教授、李启谦教授和李季平教授。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聘他为特聘教授，并颁发聘书。再到后来，由于他搞儒学和传统文化研究，我搞魏晋南北朝史及文心雕龙学研究，两人不曾在学术会议上碰面，只有他来莒县探亲时坐在一起谈史论文畅叙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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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伦理的弘扬者和践行者

全国改革开放以后，刘玉明给我来信说：准备继续读书学习，争取在儒学和传统文化方面做一些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敢涉猎了。1983年《齐鲁学刊》第4期发表了他的《“温良恭俭让”新析》，1986年第3期又发表了他的《略论孔子“爱人”思想的人民性》，其后，《东岳论丛》、《孔子研究》、《聊城师院学报》、《管子学刊》等杂志不断刊发刘玉明老师的文章，诸多的国际儒家文化学术研讨会刘玉明也多有出席，长期活跃在中国大陆和港台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其交往的层次也是比较高的，我从他的相册中发现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五届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著名学者任继愈、费孝通和赵南起等人的合影，足见其参加的学术会议层次之高。与全国著名学者、山东省历史学会前任会长、已故著名学者戚其章先生更是至交好友，这也是他晚年在学术上切入了北洋海军史研究的主要诱因。但是，儒学始终是他的爱好和信仰。

刘玉明老师生前担任的学术职务有：山东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兼职教授。

    刘玉明老师从教育系统退休以后，受聘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协助馆长戚俊杰先生一起创办《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并任执行编辑。该刊物虽然是内部刊物，但是刊发的文章品位比较高，为提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学术声誉，推动北洋海军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刘玉明的学术研究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好评。据他自己统计，先后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自著和与他人合著出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廉政》、《甲午风云》、《辩证看甲午》、《北洋海军研究》（一、二、三辑）等书。个人的论文集取名为《传统社会 人生》，内容分为：“政治篇”、“经济篇”、“军事篇”、“道德篇”、“影响篇”、“随想篇”等诸单元。曾经四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一次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五次获得威海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三次获得威海市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其论文《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刊发在韩国杂志《退溪学》1993年第5期，后被收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第三卷）。

记得在莒县工作期间，全国“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一次举行全公社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各村大队干部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公社党委事先安排叫他做发言，并写成发言稿，他感到很为难，但是，最后还是写了一篇不足两千字的发言稿敷衍过去。他对我说：很难为，从感情上，他写不出批孔的文章。

刘玉明老师对于儒家及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有他的大量论文在全国著名杂志发表，还在《大众日报》、《联合日报》、《威海日报》发一些普及性的文章，可以说做到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前面已经提到过，刘玉明是家中唯一男儿，他本着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毅然放弃曲阜师范大学的商调，放弃多少人为之孜孜以求的大学教授位子，甘心在一所中等教育学校默默耕耘。刘玉明的大姐是一位残疾人，终生未婚，这也是他的一个家庭负担。有一年省历史学会换届选举在威海市委党校举行，我去参加会，饭后一起散步，他再次说起自己的家庭，说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一旦自己走的比瘫疤大姐早，大姐的生活咋办，必须想办法给大姐积攒一笔生活费，说每每想到此，心里就难过。刘玉明住在威海市里，父母、大姐都住在乡下，每到星期六，刘玉明都要骑自行车回去看望父母和大姐，这说明他事亲至孝，事姐至敬，这些足以说明刘玉明不仅是一位儒家伦理的研究者、弘扬者，还是一位践行者。

刘玉明老师走了，已经远去另一个世界三年了。想到他在莒县遇到的人生低谷，看看他后来取得的学术成就，体会到刘玉明的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记得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时候，说普列汉诺夫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并引用了俄国寓言“老鹰和鸡”的故事，说鹰有时候飞的比鸡还要低，但是，鸡怎么也飞不到鹰所达到的高度。那些曾经攻击普列汉诺夫的人，不过是工人阶级后院里的一只鸡。毛泽东在《吊罗永桓同志》一诗中，也曾经引用这则寓言，诗曰：“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我环顾四周，当年那些让刘玉明过不去的人，嘲笑他的人，落井下石的人，有的已经远离了这个世界，有的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些还活着的人依然像鸡一样觅食于教育园地里厕所边上的草丛之中，刘玉明则一旦解困，展翅翱翔于太空，不就是从中等教育系统飞起的一只大鸟或者老鹰嘛！

(朱文民，男，1948年2月生，现为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莒县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