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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家|吴依薇:那年暑假和我们兵荒马乱的青春

发布日期:2023-09-26  点击量: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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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依薇,中国作协会员。出版作品《二十二张汇款单》《升旗手》等多部,作品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入选“中国好童书100佳”, 获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辽宁省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辽宁省精品图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现居深圳。

 

作品欣赏:

那年的暑假

吴依薇

1

表叔公在掌灯时分来到我们家。我们亲戚间多年不走动了,他的到来令我们十分意外。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拿筷子的、拿碗碟的、端菜的、盛饭的、倒酱油的正在兵荒马乱地张罗着吃晚饭。

表叔公和父亲几乎异口同声地跟对方打招呼。他一连叫着父亲的乳名“阿为啊阿为啊”。表叔公把挎包取下来,重重地撂在客厅门口,挎包发出一阵清脆的金属相撞的声音。我们兄妹顿时安静下来,直勾勾看着那个灰不溜秋的挎包,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不说话。

表叔公握着父亲的手迫不及待地说:“阿为啊,我跟你说,我今天来……”

父亲请表叔公先上座,让他一边吃饭一边慢慢聊,母亲麻利地添上一副碗筷,回到厨房里加菜去。

表叔公刚坐下,说:“阿为啊,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那60个大洋,它们放在我身边,闹心啊。我把它们带来了,拜托你帮我保管着呐。”

“大洋是什么?”弟弟问。

“银元啊。”表叔公说。

表叔公起身把挎包提过来,一只手伸进去搅得银元们哗啦啦直叫,他笑眯眯瞧着我们迷惑又期待的小脸。他从包里抓出一大把银元放在饭桌上,一个滚落下去,“哐当哐当”触碰着水泥地板,那声音清脆悦耳。二姐立马把筷子放下,附身捡起来,她托在手中掂了掂重量,说:“表叔公,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洋啊?”

“货真价值。袁世凯银元,一点也假不了。”

我们兄妹放下碗筷,挤到表叔公跟前,纷纷拿起大洋,用牙齿咬,用嘴巴吹,靠在耳边两两相击听它们相撞的回音,以辨真假。事实上,我们都是第一次见这东西,哪能辨认,觉得贵重和好玩罢了。

“表叔公,我爸……我们家可以帮你保管,不过你得送我一个。”二姐笑嘻嘻地说。

“要十个都行。”表叔公大方地说。此时,他的脸庞在灯光的辉映下像圣诞老人那样红光焕发,两撮白胡子俏皮地趴在嘴唇上。我在他身边坐下来,他真是个可亲的老头子。

我父亲的老实木讷在此刻暴露无遗,他呵呵地说:“你们快坐下吃饭,安心吃饭。老表叔,这怎么行呢?这不行吧?”

母亲从厨房出来,弟弟跟在她后面,他准是向母亲通风报信去了。这小子,什么事别让他知道,嘴巴比响炮还快。

母亲把一碟冒着油烟的花生米放在饭桌上,她笑着说:“表叔,快吃饭。吃了饭,带上你的银元回家去,让你的儿女帮你保管着最妥当。”

 “表侄嫂子啊,他们都不知道这大洋,若是知道了还不索命一样天天来索要?他们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呀?”表叔公转向我父亲,说,“我看着阿为长大的,他的忠义啊忠诚啊天知地知。只有拜托他保管我才放心。你们看,我这副老骨头了……”

母亲打断表叔公的话,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表叔,我们不帮人家保管钱财,谁都不帮。你怎么带来的就怎么带回去。”

 “我这点私藏啊,不让他们知道,大家都相安无事。表侄嫂子,你通情地想一想,我留着身边不是个事,也不是个理啊。可是给哪个呢?平分吗?肯定有人不同意。扔了嘛又舍不得。再说,我往后有个三长两短,也可以应个急咯。”表叔公无奈地说。我们知道表叔公说的“他们”指的是他们的三个儿子。表叔公的目光与我们挨个相碰,一瞬间,我们被他带到一种侠义热肠的情绪里面去,觉得此刻必须要仗义相助,帮他保管大洋,才避免一场尔虞我诈的家庭争夺财产大战,还老人一个安详的晚年。

 “那你……那你要是以后……死了呢?”弟弟问。弟弟问出了我们兄妹的疑问。

母亲扯扯弟弟的耳朵:“净说傻话。”

表叔公呵呵地说:“那你们就留着呗,赠送给你们刘家了。”

“为什么要赠送给我们?”弟弟又问。

“这个呀,说来话长咯。”在昏黄的灯光下,表叔公回忆了父亲小时候曾经如何不顾个人安危在洪水中救他一命的故事。我们在书上看到这种烂俗透底的报恩故事往往会嗤之以鼻,可是它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听起来叫人激动万分。

这时,母亲斩钉截铁地打断表叔公:“表叔,过去,事就甭说了东西你带走。”

那一瞬间,我们抬眼看着母亲,我相信其他人跟我一样,觉得母亲是铁石心肠的女人。

表叔公在我们家过夜,第二天一大早不辞而别,把灰不溜秋的挎包放在客厅沙发上。我们兄妹兴奋地数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遍地跑去厨房跟母亲打报告:“妈,是60个,一个子儿都不少呢。”

 

2

在1998年暑假,表叔公离开的第二天,母亲跟父亲大吵一场。母亲要求父亲立刻把60个大洋归还表叔公,父亲黏黏糊糊,不宽不紧地说:“算帮表叔公一个忙吧,他的为人我了解。”母亲大怒:“你了解他儿子儿媳妇的为人吗?什么忙都能帮吗?拎不清!”父亲被逼急了,只好说打电话让表叔公自己来取。他找了半天了也找不到表叔公的电话。他说打电话让表叔公的儿子们来取,母亲骂了他一句:“木头。”

母亲叫我说:“小鱼,你今天跟我去一趟表叔公家。”

“妈,我有事呢。”我说。

“你没事。”

“我真的有事呢。”我说。我真的有事。

“你到底去不去?”

“那我陪你去吧。”我说。

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常见的场景。我们兄妹很容易在母亲的淫威之下屈服,父亲也会。

那天,我有一件顶重要的事。

那是我长到13岁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度过那个暑假,我将成为初一的学生。

说起来有点难以启齿,我喜欢上邻家一个男孩子,我们约好下午去湖边写生,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第一次。昨天我跟二姐整整磨了一个晚上,她才答应借她的白衬衫和白鞋子给我穿一天。二姐说:“你必须穿袜子才能穿白鞋子,知道不?衬衫上不准留一丁点汗迹。还有,要是滴了颜料,你要赔我一件新的。知道不?”我感激涕零地点头,一味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我焦躁不安地催母亲快点出门,我们辗转到大中午才找到表叔公的家,表叔公不在家。他老伴走后,他一个人住在老屋。老屋是瓦房,屋檐低小。表叔公一个人住三间房,房间里干净无尘。我们走进屋子,屋子里异常清凉,凉丝丝的风不知道从哪里吹来。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八仙桌上放着一本旧笔记本,本子上记录着一些日常之事。我随手翻看,最近一日上写着:“农历六月十六,到阿为家,留宿一晚,放下心头之事了。”母亲瞥了几眼本子上的记录,她跟我对视一阵,什么话也不说走了出去。

表叔公的三个儿子和儿媳妇住得近,知道亲戚来了,陆续过来跟我们拉家常。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待表叔公回来。多年不相往来的亲戚在一起聊天,真是尴尬。幸好院子里的鸡呀鸭呀生猛如虎,见到生人,兴奋地围拢在脚边,趁你不备就啄你一口。大家无话找话,可以骂骂这些家禽畜生,缓解一下尴尬。事实上,我们都在相互观察对方。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他们三户人家不同时出现或者坐下来聊天,比如老二家媳妇来了发现老大他们一家在,她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就说要忙着浇地去。一段时间后他们一家过来,老大一家起身客客气气跟我们说要忙什么什么去了。老二家聊得差不多了,老三一家过来了,老二一家也有充分的理由告辞了。一切那么巧合又那么自然和谐。

他们问我们来做什么,可以帮忙转告给表叔公,母亲说:“我们就来看看表叔。没什么要紧事。”母亲绝口不提表叔公到过我家,更不会提60个大洋的事。

我没办法像母亲那样安然若泰,焦灼得好似患上不安症,频繁走到村口又返回来。校服衫湿透了,像个丧气鬼紧紧地黏帖在后背上。我穿着凉鞋,一大早刷得干干净净的脚趾甲又被灰尘粘得灰头灰脸。

这一等,等到日头落了山,表叔公还不回来。后来才知道他去邻县他妹妹家,准备在那里住一段时间才回来。

傍晚我们回到家里,二姐正坐在书桌前写日记,更准确的地说,她在发呆。她一手托着腮,看着墙壁上明星的照片出神。我无法形容二姐的美丽,只能用一些老掉牙的艳俗的语句来描绘:她的眼眸深情,小嘴唇红润如樱桃,脖子美玉雕琢出来一样洁白。她全身散发着活力,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力量。从小到大,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完美无瑕。我一直模仿她,学习她。她跟阿谷同年级,过完暑假,她就要读初三了。有很多男孩子喜欢她,我经常成为他们的传信使者。

我回到屋里,也没办法把二姐从她少女的思绪中拉回现实。我急匆匆地把脚趾甲上的灰尘刷洗干净,把湿漉漉的校服衫扒掉,换上二姐的白衬衣,穿上白鞋子,往阿谷家跑去。

阿谷母亲告诉我,他跟几个同学外出写生了还没回家。

“几个同学?”

“嗯,几个同学背着画板在门口等他。”

“男的女的?”我没头没脑地问。

“好像有男生也有女生。”她笑着说。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家人正围着饭桌一边吃饭一边谈论表叔公的60个大洋。

我踉踉跄跄地回到屋里,扑倒在床上,眼泪忍不住流下来。这是我第一次为男孩子流泪。

二姐从外面来到屋里,叫我去吃饭,我摇摇头。她大叫起来:“你怎么可以穿着衬衣睡觉,会弄皱的。”

她又大叫起来:“我说过了你要穿袜子才能穿我的鞋子,脚上的汗臭死了。”一边叫着一边把白鞋子脱下来。

二姐发现我在哭。她声音小下来:“你怎么了?谁惹你伤心了?”

你叫我怎么说嘛。我一味地摇头。

二姐出去跟他们说,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并让母亲给我留了晚饭。

到了晚上,母亲把装着60个大洋的挎包放在我跟二姐同住的屋子里,并让二姐锁在她放日记本的抽屉里。

“谁都不知道藏在这里,你们不要说出去。”母亲长舒一口气说,“哎,累人的东西。放这里我才安心些。”

 

3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二姐也把被单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掀开,烦躁得很。床板被我们压得吱吱吱叫个不停。

二姐说:“小鱼,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

“才怪呢。不说拉倒。”

“你才有心事呢。”我说。

二姐坐起来,双眼在夜里发光。她说:“我想看看那东西。你想不想?”

我也一骨碌翻身坐起来。

二姐打开抽屉,60个大洋在我们眼前展现。我们眼里一定闪烁着四十九个大盗看见宝藏时眼睛里出现的光芒。它们带着特殊的迷人的气味,我们又摸又亲,还放在脖子上放在手臂上,凉飕飕的,舒服极了。

我们说了很多痴话,才依依不舍地把大洋放回去,二姐一再检查锁好,还让我背对着墙闭上眼睛让她藏好钥匙,才放心躺下来。

在90年代末期,我即将上初中那会儿,银器饰品在学生中流行起来,像一场声势浩大的来势凶猛的瘟疫,挡都挡不住。佩戴上银饰品代表着走在时尚潮流的前沿,似乎拥有一件银饰品就拥有高人一等的身份。

二姐想要一条银项链,想得发疯。她那个没上锁的抽屉里藏着无数张从时尚杂志上、画报上剪下来的银饰品的图片,银项链的最多,还有耳环、戒指和手镯的图片。我们在小卧室的天地里,经常一边翻看一边感叹。二姐最喜欢一条天鹅吊坠的项链,她端详良久,说:“谁送给我这条项链,我就跟谁好。”

“如果是刀疤呢?”我笑嘻嘻地说。二姐扑过来假装要打我。刀疤右脖子上有一条蜈蚣般的刀痕,人长得其丑无比,还是公鸡嗓,他的声音让人想到因过熟而即将变烂的西瓜瓢。除了他脖子上的那条粗壮的银项链,简直一无是处。就他这样,还敢耐心地等在我的校门口,让我带礼物和信件给我二姐,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一直跟着我说好话,我不想理他,他掏出5块钱用食指和中指夹着举在我面前晃啊晃。我肯定被他晃花眼了,才收下钱,才不情不愿地接过他的东西。不出所料,二姐听说是刀疤送来的,瞧也不瞧一眼说:“带走它们。”我作为二姐的信使,抱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礼物和一封厚厚的信件,站在彩霞漫天飞舞的黄昏里,心情复杂地拆开礼物包装盒。我又拆开信,足足写满8页!我从头到尾读下来,竟然激动得双手颤抖,又读几遍,依然心跳不已。我舍不得丢掉信,偷偷把它们带回家藏起来。我从这封信里得到很多启发,它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会我第一次写信给阿谷。

“我说错啦说错啦,”我连连求饶,“我说是啄木鸟。”

“他也不行。”二姐说,她继续挠我。

“那火腿肠呢?004呢?”我们给二姐的追求者都取了外号或者代号,我列举了好多个,二姐都说“不行不行”,真摸不透她心里想什么,她不想跟人家好,也不回信拒绝人家。

那天夜里,我头枕着双臂,看着窗外一轮明月,浮想联翩。我舒展一下发麻的手臂,突然触碰到二姐的胸脯,弹弹的糯糯的,吓得赶紧缩回来。过了一会儿,发现二姐没有反应,我悄悄伸手过去又轻轻地戳一下她的胸脯,还没来得及回味什么感受,我的手就被二姐准确地捉住,她羞恼道:“你个讨厌鬼!”

我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二姐拧开灯,坐起来,头发披散着,几缕垂在脸颊上,她的样子真好看。她用手把头发往脑后一捋,露出光滑洁白的前额,她说:“我想要一条天鹅坠子的银项链,你呢?”

“我我我……我要耳环,你有钱吗?”我结结巴巴道。

“没有。喏——”二姐对着带锁的抽屉努努嘴巴。

“啊,姐!”我叫起来。二姐“嘘——”地一声,示意我不要大惊小怪,她说:“会在这里存放很久呢,是不?我想好了,先拿一个卖给银器店,给咱们做几样饰品。咱们暑假去挣钱,存够钱了再把大洋买回来。怎么样?”

二姐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向来对她言听计从。听她这么一说,我激动得连声说好。

 

 

4

 

第二天,二姐早早叫我起床。我们对视的那一瞬,仿佛取得行动的暗号。二姐背对着我换衣服,她脱下睡衣,少女线条优美的后背呈现在我眼前,她熟稔地穿上胸前带棉的学生内衣,套上一条有两个口袋的粉色裙子。

我点点头,低头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胸前,只有两粒小黄豆的东西凸起来,真叫人自惭形秽。我还穿着不带棉的背心,再配上一头短发,十足的假小子。

到了福祥金店,二姐掏出手绢放在玻璃柜上,一层层打开。胖乎乎的老板娘懒洋洋地嚼着一块麻团,看到大洋的那一刻,眼光突然亮了。

二姐跟老板娘很快就谈妥了条件。

老板娘麻利地给我打耳洞。她一只手揪住我的耳朵,一只手拿着小棉球给我的耳垂消毒,随后附身从玻璃柜里拿出打洞钳,骨头粗大的手捏得打洞钳咔咔咔直响。

“我怕痛!”我叫起来,“先给我二姐打吧!”

“也就相差几分钟的事。你打不打?”老板娘一脸不耐烦,朝着屋里喊:“吉宝,吉宝,你出来一下!”

一个壮实的身体背着光从屋里走出来,你猜谁来着,刀疤!我们都愣住了。

“按住她的头!”刀疤他妈命令道。

刀疤傻乎乎地看了二姐好一会儿,他不跟我们打招呼。他上前一步,双手像一副铁爪子,牢牢按住我的脑袋。

“咔”一声,左耳垂像被掐断,左眼的眼泪掉下来。我刚喊了一声,又听见“咔”一声,右耳垂又像被掐断,右眼的眼泪也滚落下来。一瞬间,痛感使整个头皮不断膨胀,膨胀感逼迫眼睛眯成一条缝,世界变得一片混沌。

老板娘往我打好的耳洞里塞了鸡毛梗,说:“好了。”

回到家里,二姐也痛得龇牙咧嘴,让我发誓,打死都不能泄漏我们的秘密。我“吸——吸——”地吸着气,说:“我发誓打死都不说。”二姐当天上午就联系上附近的菠萝罐头厂,告诉我说暑假去那里打暑假工,一个多月下来,我们的酬劳就能赎回那个大洋。“明天就要开工咯。”一切都那么顺利,二姐高兴地抱起我转圈圈。

我下午去找阿谷,他在家里临摹梵高的《星夜》。

我们聊了一会,我说:“阿谷,我昨天回来晚了,我妈一定要等到表叔公,可是没有等到。我表叔公去他妹妹家了,还不知道住到什么时候才回来。刀疤给我二姐写信和送礼物,我二姐看都不看让我丢掉了……”我不知道自己胡言乱语说些什么,本来想跟他解释完昨天下午我不来的原因,然后向他说我喜欢你之类的,却表达不出来。

我待在阿谷身边看着他把画画完,看着他把画笔洗干净。阿谷让我带一本书给二姐。我当然乐意代劳,兴冲冲地带上那本书跑回家交给二姐。二姐抽出里面的字条看着看着,开怀大笑。我说:“写了什么?”

“小屁孩什么都要问。”随后,她锁进抽屉里。

第二天,二姐和我按照说好的时间来到罐头厂削果皮。从进入罐头厂的那天起,我的耳朵开始发炎。起初红肿,疼痛,到了第四天开始流脓,发臭,总有一群苍蝇蚊子至死不渝地追随着我。而二姐的耳朵安然无恙,再过两天她就能扒掉里面的鸡毛梗。

二姐从小诊所里给我买了消毒水,她用镊子夹掉我耳洞里的鸡毛梗,一股血脓涌出来。我忧心忡忡地说:“二姐,我的耳朵会不会烂掉?”

“烂掉好啊,你就是个没耳朵的婆娘,闻名方圆几十公里……”二姐还没说完,就被我反手抱住腰,头顶在她的肚子上,她软绵绵的肚子最怕痒。

一周之后,饰品取回来了。一条天鹅吊坠项链和两对镂空的银球耳环。我们躲在卧室里细细地抚摸、欣赏。取饰品当天的情景不得不说一下。那天,刀疤穿着一件紧身黑背心,戴着他硕大无比的银项链站在金店门口,看见我们来了,局促不安地退到光线昏暗的室内。他母亲给我拿出银项链和耳环,告诉我们一些养护方法。刀疤在一旁盯着二姐看,像苍蝇叮果皮一样专注。待我们离开店不远,他撵上我们,说:“小鱼,我跟你姐说几句话,你到那边去等。”

我问二姐刀疤说了什么,二姐瘪瘪嘴巴什么也不说。

 

5

我的耳朵没有烂掉,耳垂开始结痂的时候,我用被菠萝汁泡得发白的双手给阿谷写信。

我写道:“阿谷,你是夜里的一道光,你出现在我的梦境里,那里便有了鸟语花香。” 句子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写着写着,发现不对劲,这不是刀疤写给二姐的信吗?那封整整8页的信,我无数次阅读,无数次回想,已经倒背如流,想破了脑壳也不能冲破那些文字编织的藩篱,拼凑出属于自己的文字。最后,我工工整整抄下这封信,把二姐的名字全部换成阿谷的,装进信封,封死。

趁二姐洗澡的时候,偷偷换上她的白鞋子和白衬衣,白衬衣确实有点大,它让我看起来更加发育不良。我迅速脱下自己的背心,换上二姐带棉的学生内衣,天啊,胸部的棉撑起了衬衣,原本两粒可笑的小黄豆变成两个浑圆的小包子。我揣上信,又羞涩又开心地向阿谷家跑去。

阿谷见到我大吃一惊,他说:“小鱼,好几天不见你们了,你们做什么去了?”

我喘着粗气把信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走。

阿谷跟着跑出来,塞给我一本小说:“帮我转交给你二姐。”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彩虹糖递给我,说:“这个给你的。”

我几乎像袋鼠一般蹦跳着往家的方向走。突然,一封信从书本里掉下来,是二姐的信。我拼命跑回家,反锁卧室的门,双手颤抖着从反面揭开信封,抽出信读起来。啊,阿谷喜欢二姐!他说如果二姐也喜欢他,请回信给他。

我浑身发抖,一股热血顿时涌上头顶,涌向耳垂,耳垂咄咄逼人地疼痛起来。我蒙住被子大哭起来。二姐和家里人轮流敲门,我沉溺在自己的悲伤里,谁叫门也不开,晚饭也不吃。

直到表叔公来电话说问母亲为何去找他。二姐在门外小声跟我说:“表叔公回家了,妈明天要去他家还东西,快开门!”

我一打开门,二姐神色慌张地钻进来。我停止了哭泣,惊恐地看着她。事情来得太突然,容不得我们商量什么,二姐从抽屉里拿出项链和耳环,还有那些钱,拉起我说:“走,咱们去福祥金店。”

我们一打开门,母亲进来了。她对二姐说:“把抽屉打开。”

二姐站着没动,母亲又说:“打开呀,愣什么?”这时二姐假装找钥匙,把首饰和钱放到没带锁的抽屉里去。

这时,母亲上上下下打量我一通,目光从我红肿的眼睛转移到隆起的胸脯上,我不自觉地缩缩身体,尽量含胸驼背。二姐转过身目光也落在我的胸脯上,她生气道:“你是不是穿我内衣?脱下来!”

我弓起腰,而胸前的两坨棉不依不挠地挺着。我嘴硬道:“我没有!”

“还说没有?内衣和内裤不能共穿,你知不知道?”二姐叫起来,手一伸,捏住我胸前内衣的棉,用力一拉,我一个踉跄扑倒在书桌上。

“妈,你看看她!”我羞得恨不得地球从宇宙上消失。想起阿谷说喜欢她,心如刀割,“妈,她……她,她谈恋爱!”

“我没有!”二姐尖叫道。

我脱下白衬衣砸在她脸上,又脱下内衣砸在她脸上,赤裸着上身,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你有!”

 “你们干什么?小鱼,你羞不羞人?穿上衣服!” 母亲挡在我跟二姐中间,质问二姐谈恋爱这是怎么回事。

  二姐叫道:“你问问她啊,我跟谁谈的恋爱?谁?谁?”

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扫放在床上的信件,满嘴巴的牙齿“咔咔”打架,挤不出一句话来。

二姐把灰不溜秋的挎包拽出来,递给母亲,母亲没有多想,拎着挎包走了。

    我们平静下来了,二姐白我一眼,说:“咱们走。”

金店已经打烊了,正在擦玻璃的老板娘不让我们赎回大洋。

我们跟老板娘磨牙半天,也没有结果。二姐和我不敢回家,我们在中街上晃荡。二姐紧蹙着眉头在想办法,我顶着空荡荡的脑袋跟在她身旁。

走到一个小卖部那里,二姐眼前一亮说:“你在这等着我。我去打个电话。”

起初我乖乖地站在离二姐几十米远的地方,看着她在电话里开怀地笑,开心地聊天,后来忍不住凑过去。二姐给刀疤打电话!她俏皮地说要跟刀疤好,让刀疤帮她一个忙。“好啊,我们今晚九点半在中街的蛋糕店前见面谈。拜拜啦。”二姐愉快地挂了电话。

我转身就跑,跑到阿谷家,对阿谷说:“我二姐说,她要跟刀疤好。他们约定今晚见面。”

 

    6

晚上九点半。中街在夜色里变得狭长,整条中街的门市都熄灯了,打烊了。偶尔一处路灯像黑夜悬空的脆弱的灵魂。空气稠得像巧克力蛋糕,没有风,没有人走动。

刀疤来了。

二姐也到了。

他们在电线杆旁边站得很近,低着头讲话。昏黄路灯把他们细长的身影投射在路上,像两条重叠在一起黑蛇。

接着,我跟着阿谷也来了。

二姐转过身,看见我,和我身边的阿谷。

阿谷盯着二姐问:“茜茜,你看了我的信吗?”

“什么信?”刀疤问。

“跟你无关。”阿谷瞧都不瞧他一眼。

“阿谷,你这算什么?你帮我写信的时候答应过我,今生今世不会打茜茜的主意。你还当着全班男生的面发过誓!”刀疤在阿谷的胸前推搡一把,阿谷后退一步,不理会他。

啊,我“写”给阿谷的信,原本出自阿谷之手,是他帮忙刀疤写给二姐的。

阿谷盯着二姐,等待她说话。

二姐一头雾水,看着阿谷说:“什么信?”

我紧张极了,刚刚结痂的耳垂疼痛起来。我不敢说出实情。

刀疤转到阿谷面前,一字一顿地说:“茜茜今天答应跟我好了。就在刚刚。”

阿谷和刀疤一高一低的站在一起,像瘦竹竿和壮石墩,他们对峙的时候,我以为武侠电影里两个男人为了女主角打斗比武的场面会上演,哪知,剧情急剧反转。阿谷的身子一侧,面对二姐,说:“茜茜,你根本不喜欢刀疤,你把他的信和礼物都丢了……”

“我喜欢刀疤。”二姐响亮地打断阿谷。

空气里只有我们急促的喘息声。

“你不要脸!”阿谷突然哭了,他带着哭腔向二姐咆哮。我们还没明白过来阿谷为什么哭,他扬手就给二姐一个响亮的耳光。

接下来的事情如你们想象的一样,刀疤狠狠揍了阿谷一顿。令我想不到的是,阿谷没有还手,他抱着头躺在地上任由刀疤打他,好像他上辈子欠刀疤一顿毒打。

我喊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跑过去对刀疤又拉又扯,刀疤浑身是力气,我抱住他的腰也没办法拖动他,情急之下对着他后背狠狠咬下去。

二姐把我拽起来,她满脸怒容,抬手给我一巴掌。

真是个莫名奇妙的夜晚。有太多话来不及说清楚,美好的期待、充沛的荷尔蒙、天然的争强好胜和爱慕虚荣,轻易就改变了我们。我决定跟二姐决裂,对她说:“你就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阿谷站起来,一拐一瘸地向中街黑暗的尽头走去。我跟在他身边,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想,我就在今夜,糊里糊涂地坚定地走进青春期的。我感觉自己像个战士,悲壮,热烈,无私,卑微,幸福,悲哀,欣慰,内疚,啊,百感交集。

福祥金店在那天夜里被抢劫了。我们第二天围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母亲向我们说起这个她清晨去买菜时听来“天大新闻”。她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金店老板的儿子刀疤如何发现盗贼的,刀疤如何英勇追赶盗贼,最后盗贼落荒而逃。“金项链、金手镯、戒指撒在金店门口,银项链、银耳环、吊坠白花花地掉在中街上,还有制作首饰的模子,焊枪,链钳,抛光布轮杂七杂八的工具扔在中街尽头。后来,警察来了。一清点,只丢了两个大洋。哎——”

吃过早饭,母亲让我陪她去表叔公家。她把表叔公的挎包放进大背包里,我盯着背包,小小的心脏快冲破肋骨蹦出来了,我犹豫不决要不要将真相告诉她。

母亲迟疑一会,从背包里掏出挎包,坐在门口数了一遍,发现少了一个。她又数一遍,递给我说:“你来数数看。”

我强装镇定地说:“妈,我回屋里数。”母亲若是知道我们偷了大洋,她肯定要杀鸡儆猴,打折我们的双腿估计眼睛也不会眨一下。

我拎起挎包回到屋里,扔在二姐面前,说:“少一个。”

二姐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大洋,面无表情地扔进挎包里。

我愣了好一阵,马上明白过来,是刀疤打劫了自家金店,把从家里偷来的大洋送给了二姐。我把挎包还给母亲,说:“一个都不少。”

母亲当着表叔公的面把60个大洋数了两遍,她说:“表叔,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咱们都不提了哈。这是你们家的事,你看着自己处理吧。”

“表侄嫂子啊,你们一家太忠义了,太不领情了……”表叔公握着母亲的手,一直喋喋不休地诉说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妇的无数条罪行。

一个月之后,表叔公去世了。他仿佛知道自己的死期,把自己收拾好了,把鸡鸭都喂饱了,才走的。但是,他们没有交代好自己的财产,后来,他的三个儿子曾经轮流到我们家询问过农历六月十六日,他父亲上我们家做什么。

表叔公去世的那天,恰好我们的暑假工结束了,我和二姐只领到了一丁点工资,离我们期待的工资相差得太远了。

“哎,他那60个大洋怎么办?”二姐坐在书桌前,用被菠萝汁泡得发肿的手托着下巴唉声叹气道。

我正在照镜子,耳垂上的结痂掉了,耳洞也长回去了,要戴耳环只能重新打耳洞了。我不理睬她。在她向我道歉之前,我不会跟她和好。我已经暗暗发过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