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一些在文学、文化、科学等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作家、专家、学者，大都热爱文学，很早就通过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侯仁之的学术人生是从读书和写作起步的，从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的中国校园文学馆和校史馆内资料，可以窥见侯仁之的人生足迹。
侯仁之原籍山东省恩县，父亲侯天成在河北通州潞河书院毕业后，来到河北萧张，到抡才学校教书。抡才学校是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从小学到初中七年制，可以连读，初中那部分又称育德中学，侯仁之就出生在这里，他的小学初中也是在抡才学校度过的。他母亲没有没上过学，但很聪颖，跟父亲学会了识字读书。小时候，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是母亲培养了他读书的好习惯。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经常讲一些圣经故事。侯仁之一生中对地理考察的热爱，应该说最初是来自母亲开阔的眼界，以及母亲培养起来的阅读求知的浓厚兴趣。母亲还引导侯仁之学习写作，因为当时他的父亲转到萧张教会医院工作，经常外出。侯仁之就学着给在外的父亲写信，先是母亲念一句写一句，逐渐地学会了自己想、自己写，学会了用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年幼的侯仁之一直体弱多病，总是上一阵学、休一阵学。1926年，在一位毕业于东吴大学体育系的远房堂兄的建议下，侯仁之和弟弟侯硕之兄弟转往堂兄任教的山东德州博文中学就读。在堂兄的指导下，他晚自习后独自一人在操场练习长跑，坚持了一段时间，体质明显地增强了。也是在这时，侯仁之读到了冰心的文学作品集《超人》，打开了他少年时代的心扉，激发了他探求世界奥妙的兴趣。
1929年夏，母亲病重危在旦夕。侯仁之兄弟二人从博文中学被接了回来，母亲说：“你们要期终考试了，早点回学校去吧，等放了暑假再来看我。”没想到这一走竟是永别！
1936年，侯仁之（右）和弟弟侯硕之
正是在母亲去世的那个暑假，为了寄托自己沉痛的哀思，侯仁之把母亲给他讲过的《圣经·旧约》的故事改写成四幕话剧《基甸救国》，发表在1930年1月（中华国民十九年一月）济南齐鲁大学神学院鲁铎社主办的《鲁铎》半年刊第二卷第一号上，这是目前发现的侯仁之最早的一篇作品，可以看作他的处女作。该戏剧写以色列面临米甸王的入侵，处于亡国灭种危险。谋士建议尽快实施一个计划，对以色列斩草除根，米甸王犹豫不决。米甸王知道基甸是以色列的爱国志士，盼望基甸能够背弃耶和华，破坏“全以色列的中心信仰”。可经奸细太尔调查，基甸对耶和华的热忱“毫不减少”，正在从事爱国活动，而且民众“多数归心”。米甸王感叹基甸真是“坚忍伟大的人物”，希望他为己所用。谋士说他可以想办法让基甸为陛下“效犬马之劳”，米甸王说“那真是万幸了”。听奸细太尔说，基甸最信赖老仆弗达，谋士建议把老仆抓来。米甸王担心拘得了基甸的身，拘不了他的救国之心。弗达被抓来后坚贞不屈，表示“我清洁的脚决不踏你们这恶人污地”。谋士劝弗达劝降基甸，许基甸国财任他使用，官位任他挑选，甚至以色列王位也归他所有，弗达严厉斥责：“我们宁肯为真理正义而牺牲，也决不做你们君国主义的走狗！”米甸王没法，杀死了弗达。前几天母亲、弟弟、妻子遭米甸王迫害，老仆人弗达又被杀，基甸非常悲痛，他曾一度消沉，想离开故乡遨游天下，“落得满身潇洒”，也曾想自杀了此一生。这时耶和华的歌声启发了他：“被俘虏的要得释放，被压迫的要得自由”，复兴以色列的希望在我们一代人身上，“我要走遍各族，联合同志，共同奋斗”。可俄弗拉城的居民怀疑基甸的能力，有人认为基甸这是拿民众去报私仇；有人认为米甸强大以色列渺小，反抗米甸的蹂躏无异于以卵击石，还是听天命吧。基甸说，我们的天命就是去争自由，现在敌人远道而来，虽有小胜，但心骄气傲，我们要奋起反抗，我已联系年青勇敢的同志，甘愿做最后的奋斗，希望同胞们共同奋斗。队伍集合起来了，基甸慷慨激昂地说，“你们是以色列的战士，弱者的救星，你们负有耶和华的最大使命”，要不怕牺牲，为人类的平等和幸福而战。战士们群情激奋，走向战场。夜深了，米甸王营中更夫的谈话中流露出懈怠和厌战情绪，他们知道基甸是个大英雄，守在这里只能等死，商量一起逃走，刚出营门，就被基甸抓获，基甸说服了他们作为内应。米甸营中士兵“睡得像死猪一样”，不一会儿，外面喊声四起：“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二更夫也跟着喊了起来。一时间火炮遍野，米甸兵叫哭连天，自相残杀。基甸偕众高呼：耶和华万岁！全人类自由万岁！被俘虏的终于得释放了！被压迫的终于得自由了！这场戏剧，内容脱胎于旧《旧约·士师记》六、七两章，侯仁之又结合自己的理解演义出来。故事情节波澜起伏，环节相扣，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成功塑造了基甸等人物形象，表达了强烈爱国主义感情。正像作者所说，由于当时是“年小学浅”的“孩子”，自然有好多考虑“不周密的地方”，现在来看，尽管背景交代过于简单，人物性格转变过于仓促，对话中时有“中国化”的成分，但是，整部戏剧感情饱满，利用宗教故事表现了年轻学子救国救民的思想感情。
1931年秋，侯仁之转学到河北通县潞河中学就读高三年级，入潞河仅10余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侯仁之在1931年10月25日写了《民族的反省》一文，刊登在潞河中学校刊《协和湖》第六期上，文章结合当时抗日救国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要在日本的欺辱之下反省自己，要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个非常困难而严重的问题刻在心上，努力于一切力的准备，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上扫除旧日浮躁、淫侈、怠惰、放浪的恶习，以殷勤、刻苦、实践、奋斗的精神树立整个民族的中心信仰，巩固整个民族“生活”“作人”的力量，这不仅是为了对付日本，更是为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所负的社会的任命。字里行间说明侯仁之的爱国是务实的，爱国不能限于喊口号，而是要采取切实的行动，塑造新的民族性格，才能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潞河中学原是一所教会学校，侯仁之转来就读时，校长是第一任华人校长陈昌佑，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上任后取消了传统的宗教课，积极推行“循循善诱”“三育完备”的人格教育。学校非常重视外语，也重视国学，这为侯仁之奠定了扎实的外语和国学基础。1932年侯仁之从潞河中学毕业，因仰慕顾颉刚的学识和品格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四大名校”之一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投师于顾颉刚先生门下。1946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专攻历史地理学，1949年从利物浦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侯仁之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开启了他在新中国的学术之旅。
1956年北京大学成立“五四”文学社，得到了谢冕、钱理群、侯仁之等教授的支持，刘震云、张承志、海子等先后参与其中，后来他们相继以小说和诗歌成名。1979年“五四”文学社社员筹办文学期刊《未名湖》，这些年轻的编者们听说侯仁之先生大半生是在未名湖畔度过的，盛情邀请他写一写未名湖的故事，为《未名湖》这个文学创作园地做个“补白”，侯先生欣然应允，提笔写了《未名湖与〈未名湖〉》，发表在《未名湖》1979年第1期（创刊号），文章从乾隆皇帝的《咏石舫》写起，直刺那个年代的社会现实，有人搞阴谋想做女皇帝，说明六十年前“五四”运动中所提出的反封建的战斗任务，至今还任重道远。现在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办起了文学刊物《未名湖》，侯仁之盛赞“这是一束芬芳而艳丽的鲜花”，这束鲜花是热爱文学的青年们用自己的心血培育出来的，她开放在“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特别有意义。侯仁之指出：“五四”是战斗的“五四”，作为“五四”文学社创作园地的《未名湖》，也应该是战斗的《未名湖》，指明了《未名湖》的办刊宗旨，对青年学子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侯仁之一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崇高地位，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1999年10月他被授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为他颁奖。
新的历史时期，潞河中学把一座三层的图书电教楼命名为“仁之楼”，既是向这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致敬，也是期望一代代潞河学子能够弘扬侯仁之的爱国思想和学术精神，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秘书处 唐正立）
